刘少青

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于一九三一年秋在诸城创建，到一九三七年底停办，共历时七年，自始至终我担任了该校的校长。今年是建校五十五周年，而我也年已八十有九，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办学情景和教学生活，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我在十三中的亲身经历整理和记述下来，奉献给广大热心于此的读者。

一九三一年五月，我正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教务主任的时候，一天，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找我谈话，大意是：省里决定要在诸城建立一处六年一贯制的完全中学，调你去任校长，先抓建校，当年就招一部分学生，该校地处鲁东南几个县的中心，一定要办好。他还讲为建这个学校，诸、高两县争持不下，高密要出五万元(银元)，诸城只能出两万元，最后还是被诸城争了去。他没有讲诸城争了去的原因，我的估计除诸城地理位置适中以外，很可能与国民党的先烈王乐平、路友于(他们均是诸城人)等人有关。对于诸城，我并不陌生，我在省立一中上学时的同班同学路友于家是诸城，一中的学监李子明老师也是诸城人，我父亲的挚友邓登山民国初年曾在诸城任过县知事。诸城历代多名士，在我的印象上，那里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所以一听说要我去诸城，就一口答应下来。

经过短时间的准备，我偕同尹汇泉到诸城去了。尹汇泉是我聊城的同乡，我父亲的把兄弟。此人忠厚老实，廉洁奉公，办事干练，邓登山在诸城任县知事时，他曾跟随当过师爷，对诸城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选择他作我的建校助手是最理想不过的。

到了诸城，与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接了头，他们都表示非常欢迎，县长厉文礼表示，建立中学乃诸城民众之夙愿，定当竭诚相助，任何困难亦在所不辞。县党部的负责人许××和路谦叔也极表支持。许是我在济南女师的学生许崇真的哥哥，路是路友于的胞弟。畅叙一番，他们均愿尽地主之谊，为建立“十三中”效力。

学校校址定在城东南的旧文庙，那里有大成殿、明伦堂、藏经阁等古老建筑，还有旧军阀建的“九间房”。尽管房屋不多，但地点僻静，地方宽敞(约有七十亩地大)，是个较理想的场所，计划在这里建设一座有十八个班级、容纳七百多名学生的正规中学。校址确定后，县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和县党部等有关单位，组成了学校建设委员会，由我任主任，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施工。到八月底，建成两个教室和一部分教职员办公室、宿舍，招收了第一级学生两个班，十月份学校正式开学。 “九·一八”事变后，财政拮据，学校改为初级中学，规模也压缩为六个班级。从此即边建校，边教学，每年招收两个班，到一九三六年，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诸城初级中学。

按照省教育厅的规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正常工作由校长领导，遇到重大问题校长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会讨论决定。在校长领导下，学校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个处，每处有主任一人，职员一至二人，分管教学业务、学生思想和行政事务工作。另外，设有童子军教练员一人，女生指导员一人，在校长直接领导下，专管教练童子军和指导女学生的工作。

当时学校对教职员实行聘任制，除校长和童子军教练员由省教育厅直接委派以外，其余均由校长全权聘任。为了使这处名列全省最后的中学不落人后，从受命之日起，我就在聘任教职员一事上动了不少脑筋。选才的条件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确有真才实学，有一定教学经验，能够胜任所任工作的。选才的途径主要是从我的同学、同事和老乡、朋友中遴选，也有的是通过别人介绍推荐的。

全校先后聘任的三十多名教职员，绝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水平都比较高。如训育主任崔季言，是我在省立一中的同班同学，北京大学毕业，我们俩很要好，又是一九二四年经路友于介绍在北京同时加入国民党的。教务主任姜寿千，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省立一中教务主任，教绩卓著。一九三二年当他离开一中时，烟台八中、济南一师和我同时聘请，他自愿跟我来到了十三中。历史教员孙备五，是我在北京高师的同学，为人老成持重，学识渊博，且精于英语，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师。理化教员辛星垣，北京高师理化部毕业，教理化很重视学生实践，在理化仪器不多的情况下，指导学生自制简单仪器，那时收音机还很少，他竟亲自装配了一台五管收音机。图画教师张愚谈不但是全省著名的国画家，而且还擅长军乐，是十三中军乐的创始人。体育教员齐哲，上海东亚体专毕业，是体育上的多面手，他热心指导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出现了不少球类和田径健将。七年间任教的各科教师都能胜任各自的工作，没有发生学生抬教员的事件，也没有因不胜任而被解聘的。当时教职员的待遇主要是按教时计酬，校长月薪一百五十元，每周兼课六小时以内不另加薪。各处主任月薪六十元，兼课每周一小时月薪加发五元。各科教员每周任课一小时，月薪五元，一般每周任课二十小时，月薪可得一百元。兼任级任教师的，每月补贴十元。职员月薪四十元，兼课同教员一样按教时讨酬。实行计时制，调动了教职员的积极性，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力。

十三中从开始成立就坚持从严治学，无论作息、考勤、考试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学校每天早晨举行集体升旗仪式，然后二十分钟的跑步，傍晚降旗，晚上两小时自习，九时熄灯。每星期一举行纪念周，唱国歌，背诵总理(孙中山)遗嘱，校长讲话。每星期六下午进行大扫除。这些都是固定不变的。学校规定学生每天下午降旗前不准离校，其它时间离校需要请假，并在传达室挂上名牌。如旷课时间占三分之一以上者即予除名。学校对考试、升学、毕业要求很严，有临时考、月考、期考、毕业考等各种考试，考场有舞弊者，试卷得零分。国语、数学、英语三门主课有两门不及格不准升级，有一门不及格不准毕业。一九三四年十三中第一级学生毕业时参加全省会考，数学平均八十多分，全省第一，二班学生王希坚各科平均八十五分，是全省毕业生的佼佼者，受到省教育厅的通报表扬。

学校里对学生的体育活动相当重视，对此，我有深刻体会。我在北京高师上学期间，因学生只顾埋头读书，毕业时同班的三十名同学，就有五、六名累得吐血，踏上社会不久，有的竟壮志未酬身先殒。惨痛的教训使我看到，办教育一定要抓好体育，没有好的身体素质，学识再多也无用。有鉴于此，来到十三中我就把开展体育活动和参加体力劳动作为一件大事，与教职员们一起带领学生开辟了东西两个操场，一个作球场，另一个作田径场，添置了多种体育器械，要求每个学生至少每周参加两小时的课外体育活动。所以那时十三中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是不错的，学生的体质也是好的，曾经派代表队参加过省里的运动会，学生的跳高、百米赛跑和三级跳远在全省是前几名的。

那时还注意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各级学生都有《公民》课(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课)，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讲三民主义，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讲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团结同学。发现不良倾向，随时进行纠正。每个学期结束，都由级任教师对每个学生作出操行评定，并开展“三优” (学业、操行、体育)和“两优” (学业、操行)评选活动，评选出的学生颁发奖状，在全校表扬。

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学校里有一支很像样的军乐队和雅乐队，有铜鼓、管号和京胡、二胡、笛子等乐器，经常举行演奏会。一些文娱活动骨干分子还组织了话剧团，利用课外时间排演节目。每两周利用一个星期天，由学校集体组织郊外旅游或越野赛跑。这些活动对开扩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学校自建立之日起，就非常注意勤俭办校。凡是自已能办的事情，尽量自已动手，能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尽量为国家节省开支。当时所有学生每周都有两小时的劳动课，一小时的劳作课，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和课余时间，组织师生平操场，修道路，建花坛，种菜园。学校东西两侧原有两大块空闲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破砖碎瓦，遍地皆是，师生们经过自己的劳动，削高垫低，改造成两个平平展展的大操场。学校里还开辟了二亩菜园地，种植茄子、扁豆、西红柿、大白菜，各班学生由教师带领轮流管理，所产蔬菜师生分食，教职员伙房基本上不用买菜，学生的吃菜也解决了一部分，从而改善了生活，降低了生活费，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学校建设由于受经费的限制，进展不快，有一次相州的王翔千先生到学校看望子女，我与他谈起这个问题，他提出利用劳作课发动学生搓土坯的建议，我们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组织学生搓了大量土坯，在学校后面，采用外面砌砖，里面衬土坯的办法，建起了两处教室和学生宿舍。

学校里很注意节约，在开支上处处精打细算，严格把关。一九三二年初，尹汇泉为节省取暖费用，不用带烟筒的炉子，而用木炭代煤，结果不幸中毒身亡。当时更严禁受贿，一次传达员叶盛林受瓦工队长李素云十元钱的贿款，学校立即将其开除。叶不甘心，联合其他工友罢工，教职员们只好亲自动手干勤杂事务，学校照常上课，并未受到影响。

为了给师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在我的倡导下，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绿化和美化活动。全校建起了两处花坛，一处花园，先去曹州买了二十多种牡丹花，建立了牡丹池，后陆续地添了梅花、茉莉、杜鹃、月季、栀子、樱花等多种花卉。每当春季来临，各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万紫千红，确实别有一番情趣。我爱花，尤爱菊花。学校里引进和培育的菊花达四、五百种之多，其中不乏名贵品种，记得一种名为“玉盘托珠”的品种，花朵直径达三十四公分。每逢菊花盛开的时候，学校里总要举办菊展会，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一九三六年，天津《大公报》副刊以半版的篇幅登载了菊展会上的一角，《北洋画刊》也登了一些名菊的照片。除了每年春季植树以外，从第二级毕业学生开始，要求每人在毕业前植一棵纪念树，所以学校绿化一年比一年好，一九三七年事变前夕，整个学校已经基本上绿树成荫了。

结合美化环境和生物教学，学校里还饲养了一些小动物，有大雁、鹅、野狸子和虎皮鹦鹉等。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学校里买了六个南泥大缸饲养金鱼，有的品种白的银白，红的赤红，有一种“当朝一品”的名贵品种，全身银白，头顶上三个鲜艳的红点恰似个“品”字，十分可爱。学校里每年繁殖金鱼幼苗数千尾，全都提供到社会上去。

学校自一九三四年起，靠卖菊花每年收入一百多元钱，这笔钱再用来植树种花，进一步扩大了绿化和美化的规模，实现了学校公园化。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东北三省。这时第一级学生刚入校，国难当头，人人心头上都象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当大家得知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张学良还在北京安闲的跳舞时，沉闷和忧郁顿时变为愤怒。师生们课余班外议论纷纷，大家办壁报，演话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严密控制，学校未能公开举行声讨会，也没有组织大的宣传活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不断增强，抗日救亡活动逐步深入。一九三六年傅作义绥远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各地都发起支援，学校里也起草了援绥活动计划，一方面在师生中开展募捐，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分成若干宣传队上街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支援绥远抗战。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师生们的抗日怒火更加炽烈，全校师生整队上街宣传，在西河滩上搭起台子，演出了《一片爱国心》等话剧，一连演了三天，观众成千上万。

当时国民党执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开始师生们都不理解，表现出一种彷徨苦闷的心情，后来渐渐的从迷茫中觉醒，开始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情绪在一部分进步师生中不时表现出来。一九三二年日照的党组织发动了五莲山起义，十三中一级学生赵金声暗暗前往参加，结果没有赶上。不幸此事被国民党县政府知道了，要逮捕赵金声。县长李承绶因其子在十三中上学，不愿去学校直接逮捕，特通知我将赵金声送去。在送的途中，我告诉赵金声：你不要怕，我设法救你，就说你精神不正常。见了李承绶，我对李说：这个学生很老实，有时说话不正常，请你多加关照。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李承绶要求释放赵金声，李说：我不当家，你可直接向县党部求情。我接着去找了县党部的赵季勋，请他从中活动，尽快释放，赵当场应允。后来我以为赵金声释放回家了，没有再详细过问。谁知赵金声又被从诸城转到了济南，不久在济南监狱病死。这事是过了多年以后我才听说的。

赵金声一事对学校震动很大，我也感到很被动。此后我与训育主任商量，要摸摸学生的思想底子，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情。那时我抱着个一心办教育的想法，不想过问政治。对一些进步教师的言行，怀有同情感，但又不敢公开支持，只好息事宁人，对内防范，对外保密。记得教务主任姜寿千曾多次说，那个“新生活运动”的标志就象在牛阴户上捣了一拳。孙备五老师当着崔季言的面常说，我又骂你们国民党啦。有一年，理化教员辛星垣在青岛纳了一妾，名叫王风英，此人思想进步，知识丰富，对鲁迅著作相当熟悉，而且常常与进步学生接触，当时不少人知道她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对外谁也没有声张。果然，七七事变以后，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由于我胆小怕事，也曾做过一些错事。对于赵金声一事，屈从于县执政当局的压力，把他的族兄赵金城劝退离校。学校的劳作教员姜宝鼎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经常教学生唱进步歌曲，如《大路歌》等，还指导学生演出进步剧。一九三五年领导学生元旦演出，引起了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对学校不利，便不让其再指导演出。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的寒假期间，抓着他引暗娼来校住宿的错误将其辞退，此后姜宝鼎便到莱阳第二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去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学校照例招考新生，这一年报考的学生特别多，达到七百多人，而学校只能录取一百人。落榜人数太多，家长们纷纷要求学校增设自费班。为此事我几次向省厅请示，均未获批准，一怒之下，向何思源提出辞职，又被留任。经与教职员们反复商讨，最后决定多收一个班，增加新生五十名，教员们干尽义务，不收钟点费。正在此时，鲁西北各校开始奉命南迁，诸城离前线较远，照常上课，同时作好南迁准备，演习行军、野餐，并警惕敌军空袭，挖防空洞，作防空演习。十一月间，莱阳省立二乡师、烟台省立八中、掖县省立九中、蓬莱省立八乡师等学校的部分师生南迁途中，路经诸城，到临沂集中。不料他们到达临沂后，因负责南迁的省教育厅督学吴兰圃在济南病故，一切无人过问，一部分师生又经过诸城返回家乡，这给本校的师生泼了冷水，南迁的愿望渐渐消失了。

十二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占领黄河北岸，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此情况下，学校只得暂时停办，教职员工和学生也只得暂时疏散回家。离校时，每个学生带走一套课桌凳，教职员每人发了五十元钱的历年结余，只留下崔季言、崔隆春和诸城人李子方、丁文千看守学校。临别前夕，师生们满怀悲愤，依依不舍，最后各挥泪而别。我同教职员姜泽生、秦文郁、程省三、庄肖颜、张著生、张愚谈等乘胶济路最后一次车去济南。后来崔季言、崔隆春也离开了学校。一九三八年春，诸城以至整个山东均遭沦陷，刚刚创建七年的省立第十三中学，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不幸夭折了。

十三中停办至今已四十九年了，值得庆幸的是绝大部分教职员解放后仍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就我所知，孙备五“文革”前曾任曲阜师范学院副院长，姜寿千曾任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齐哲、阎仲容任山东师范学院教员，崔季言、庄肖颜、程省三、张纫素、许杰民等均任过中、小学教师，我本人也在济南十八中执教到离休。现在这些人中除少数几位尚健在外，多数已经作古。当年十三中的学生现在也已进入花甲或古稀之年，他们中许多人都曾在我们的党、政、军中担任过要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每念及此，我便感到无限的欣慰。

附记：本文成文于1986年，是根据作者谈话录音和文稿整理而成，发表前又经过本人修改和补充。

王希坚

我高小毕业那年，正赶上十三中在诸城开办后第一次招生，那时候中学少得可怜，省立的中学加这一处全省共十三处，大半还只有初中，不过省立的学校到底条件好一些，我能考进这所学校就是很幸运了。校址是原先的文庙，开始设备很不全，不过聘请的教师还是有相当水平的。我们的级任老师孙备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肤色黝黑，没留起来的胡须满腮连鬓，教课循循善诱，他担任英语和地理两门课程。英语是我们学生最吃力的一门课，他教得非常耐心，每天批阅我们的日记和学习笔记，还经常找我们个别谈话，询问我们的家庭情况和学习中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他抗战后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解放后担任过曲阜师范学院的副院长，我在一九五四年省政协工作会议上见过他一面。

姜寿千是我们的第二任教务主任，兼教语文课，他身材瘦小，皮肤白晰，没有胡须，讲课声音像女人般地尖细。他对古典文学很有修养，在当时教育界颇有名望。抗战后他一直参加革命队伍，长期担任胶东公学校长，对解放区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体育教师齐哲各项运动都有一定基础，在他的培训下，学生中出现了一批较好的运动员，如王国栋的跳高，孙朴心的三级跳远，王桂本的撑竿跳高等曾在全省名列前茅。美术教师张愚谈也很长于专业，学生中素描、水彩画、书法、军乐等活动一时都很活跃。

我们的校长刘少青虽然政治上不表现什么进步色彩，但他是重视人才、专心教育事业的人，他兼任数学课，我当时数学成绩最好，就一直受到他的器重。全国解放后他回到济南仍在教育界任职，退休后潜心研究花卉栽培，八十多岁身体仍很健壮。

我升学的那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年度，各学校学生中成立过救国联合会的组织，我曾经被选为代表参加过一次小型集会，各校的代表也进行了分工。不过以后再没有活动，这显然是一个应景的官办机构。当时十三中只有新招的两班初一学生，人数不多，年龄较小，在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可能搞什么组织活动，故一直是平静的。只是在五莲山暴动那年，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赵金声，独自一人到山上联系，被官兵岗哨抓获，不久死在监狱里，他的哥哥赵金城因此被迫退学，在学生中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就平息了。

虽然如此，青年学生都是有热情有理想的。他们在学校时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抗战爆发以后，在中共临时县委领导下，第一批参加游击队的就有王国栋(鲁平)、孙寿珍(朴风)、张维桢(张翼)、宫树荣(钧民)、王茴(王绩)、王乃祯以及低年级陈廷柱(陈先)、徐崇孝(徐炜)、王稚云（王洛）等，以后参加抗战的王东年、刘子平、王平男(新宇)、王启午、王启庚、李玉淑(奉倩)、王平权、赵振策等。此外有一批毕业的学生曾留在青岛等地教书，解放后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如王鸿坚、裴景颜、王季娴、郑秀媛等，这些是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

经过十三中培养教育的大批人才，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部做出了很大贡献，如王东年曾任滨北行署专员，张翼曾任航校政委，王乃桢曾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徐炜曾任军政委，陈先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洛曾任济南军区政治部部长，孙朴风曾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鲁平曾任胶东日报社长，宫钧民和王绩长期在中央教育部工作等，他们的成长都和十三中的培养教育有直接的联系。

在十三中求学的三年中，正是我求知欲望旺盛，学习打基础的时期。记得刚入学时，有一位姓秦的老师介绍给我看的第一本书是李何林论鲁迅的论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鲁迅这个名字。以后鲁迅的著作如《三闲集》、《二心集》直到《为自由书》，我们都争相阅读，也读过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作品。不过我那时学习的兴趣主要还不在文学方面，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我几乎每天都翻一翻，数学方面我曾经废寝忘食地钻研过尺规作图问题和伽罗华的群论，哲学、社会学方面我曾似通不通地死啃过普列汉诺夫那本《史的一元论》和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发展史，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十三中堪称是我少年时代渴求知识的摇篮，直到今天在我脑海里还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初，我参加游击队进驻城里，恰巧是驻在十三中那个空荡荡的大院里，校舍已经无人管理。在百忙中我还找到了那个堆放着乱糟糟的图书的小屋，这时已无暇去抓寻宇宙的无限奥秘，临撤离时我只恋恋不舍地带走了两本厚厚的书，一本是申报出版的中国分省详图，一本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当时想的是我们可能要走遍天涯海角，也许要爬雪山，过草地，也许能到延安，所以就把这两本书紧紧带在身边，一直带了好几年。

抗战胜利以后，每一次来到诸城县城，总是要去看一看度过少年时代美好生活的母校旧址。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十三中的故地残破荒凉，只是多了几幢日本人用三合板搭盖的房子还未拆除。第二次是一九六三年，十三中旧址已改成师范学校，大部房舍都改建了，只有后面的“九间房”还依然如故，这是我们当年的学生宿舍，在这里曾经度过我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的生活。第三次是最近，一切旧的痕迹都没有了，但我和几个老同学还是进去转了一圈，重温了一次中学时代天真幼稚的那一段生活。（作者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宫钧民

每当我回忆起几十年来的革命生涯时，就很自然的联想到省立第十三中学，她对我青年时代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缅怀自己的母校，但毕竟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许多事情已记忆不清，只能作一梗概的记述。

 （一）

省立第十三中学，是一九三一年在诸城建校的，当年秋季开始招生，第一级两个班，共八十人。该校是当时在烟台（八中）、益都（十中）、临沂（五中）、泰安（三中）这辽阔地区中间的一所省立最后名次的中学。她为诸城、高密、胶县、安丘、沂水、莒县、日照等县青年就近升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那年我十六岁，恰巧在县立第一小学毕业，能够不出县城就到省立中学读书，自然十分高兴。

学校开办时（直到最后）的校长是刘少青，教导主任孙在衡，以后为姜寿千，训育主任崔季言。第一任事务主任尹汇泉于当年冬用木炭取暖，因一氧化碳中毒死去，其继任人是崔隆春。教员队伍比较强，其中不少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校校舍是在旧文庙的地址上新建的，旧的房屋能利用的只有大成殿、明伦堂、藏经阁以及不属文庙建筑的“九间房”等少数平房。新校舍从一九三一年春开始筹建，到一九三四年第一级学生毕业时，除教职员宿舍和办公用房之外，已有六个教室。学校设备是从无到有陆续添置的。理化仪器较少，连教员上课作实验都不能满足需要，更谈不上学生自己进行实验了。图书馆虽也属新建，但发展较快，除订有一部《万有文库》陆续到书外，学校也很注意当代名家著作的购置，其中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著作，只要出版，大多可以从学校书架上找到。初中的课程负担不算很重，在课外我贪婪地读了许多名著，对鲁迅的著作特别感兴趣。他的战斗杂文，犹如犀利的投抢、匕首,读起来令人感奋。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社会阅历极其肤浅，对作品中的含义有很多是似懂非懂，或者简直不懂，但也一直细心地读下去。从那时起，对鲁迅的著作就养成了一种癖好，直到以后的几年，凡是听说有他的新著出版，总要借来或买来阅读的。当然也看了一些对青年人益处不大的书。但总的说来，我在初中三年间的课外阅读中，从写作到思想都受到了一定的教益。

    （二）

学校从领导班子到教师，一般说都是认真办学的，所选用的教材也都是要求较高的。如英语选用的是开明英语读本，算术选用开明教本，几何选用“三S”几何，语文为自选讲义，其中古典文学占一定比例，近现代的也多是名家作品。学校对学生的语文读写能力的培养较重视，除课堂教学外，还指导学生办壁报，进行作文竞赛，使同学们受益匪浅。我的语文、数学和外语，就是在这时打下了一点基础的。

旧社会的学校，一般说来是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的，当然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了。但十三中学却比较重视课外劳动。刚刚建校时的旧文庙，到处是断垣残壁，破碎砖瓦，连一块平整的土地做操场都很难找，于是学校就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清除瓦砾，平整场地，用自己的双手建起篮球场和网球场。这些义务劳动不仅节省了学校的开支，加快了建校进度，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劳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后来，当我们漫步在宽阔的操场上时，往往都有一种舒心的自豪感，因为它饱含着我们辛劳的汗水。在义务劳动中，刘少青校长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他平时经常穿着西装，手上还戴有一枚金戒指。虽然这样讲究排场，但每到劳动时间，他总是把西装一脱，拿起工具就和同学们一块干起来。这对全校师生无疑是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带动。

（三）

一九三一年秋季开学不久，正当师生认真进行教学之际，忽然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噩耗。虽然同学们多是十几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但都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开始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愤怒，然后，又把不满情绪归到当时守土有责的张学良身上，再后，知道所谓“不抵抗主义”是出自南京国民政府，而执掌全国兵权的是蒋介石，他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当大家弄清了事实真相后，无不对蒋介石愤恨异常。同时，也对国际联盟的里顿调查团抱有一定的幻想。从那时起，绝大多数同学对政治时事渐渐关心起来，课余相见，议论时事常是话题之一。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位孙备五先生。他是北京高师史地部毕业的，除教授两个班级的地理和历史课外，还教着两个班的英语，担任一个班的级任教员。他戴着一幅高度近视眼镜，为人严肃庄重，不苟言笑，不善修边幅，教学认真，从不马虎，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课后常独自一人在宿舍里，很少外出。本来就很少言笑，此时变得更加严峻了。出门总是满脸愁容。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东北沦陷而这样痛苦的。当时他是否有革命政治背景，我们无法得知，但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因而对他益加敬重。据说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工作，曾任曲阜师范学院副院长。解放战争期间，我虽有两年时间在山东工作过，但却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后来我又远离山东，南下四川，就更没有见他的机会了。

（四）

一九三二年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诸城城南五莲山一带发生了农民暴动。消息在秘密流传。这时在十三中一级二班读书的赵金声离校外出，在五莲地区被当地警备队查获，以共产党之嫌而被捕入狱，虽校方提出交涉，而终未获释，后转入济南，不久死于狱中。

赵金声的事情发生后，震动了十三中的学校当局，掌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训育处，自然就紧张起来了，训育主任崔季言更是忙忙碌碌。他亲自找学生谈话，出题目要学生作文，以便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但学生的头脑也并不那样简单，谁也不肯把思想深处的东西全说出来，结果当然未能如学校当局之愿。然而，面对国土日益沦丧和抗日烽火四起的局势，以及本校学生赵金声被捕的事实，的确在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思想上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一方面，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日益不满罗另一方面，则是对共产党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当时，国民党报纸天天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所谓“剿共胜利”的消息，许多思想进步、关心时事的学生，正是从这些宣传的反面，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加之其他方面的影响，为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如王绩、王希坚、王东年、王乃征、孙寿珍（现名孙朴风）、王国栋、张维桢等，这些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就是当年十三中学中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分子。（作者原任中央教育部处长）

孙朴风

一九三二年，我考入了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后改为山东省立诸城初级中学）。由于在家读了几年塾书，故这时已是十七岁的人了。我原是二级二班学生，因小学时算术基础不好，又酷爱体育运动，曾留级到三级一班，四年读完初中，一九三六年全省会考，取得了毕业文凭。

当时，学校设在文庙内。一进大门，十几株苍翠古柏掩映着一座座灰、白、黄、绿色的建筑物，使人立刻会感到似进入了一幅层次分明、色调匀称、节奏和谐而古朴的画图中。校舍新旧兼有，明伦堂、大成殿完好无损，大成殿前古柏森森，并列道边。再前是新建的大课堂，办公用房、教师宿舍和实验仪器室等。另外还有两处运动场，足够学生开展球类和田径运动之用。

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是当时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且有多年教学经验，治学严谨，故教学质量是好的。

十三中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是全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历来对革命是敏感的，十三中当然也不例外，广大师生出于朴素的爱国之心，经常有一些正义和进步的举动。五十多年来，有几件事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三二年初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学生饭厅吃饭时，听到同学们说赵金声去五莲山找共产党，被军队抓去，还有的说在大街上看到他被解到县衙门去了，也有人议论着去县政府要人。然而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形成什么举动。第二天上午，在纪念周大会上，校长讲了这件事，同学们面孔冷肃，气氛紧张，与往常不同，静听校长讲话。校长说，学校出了共产党，还抄出了信，信中有“羽毛未丰，不可高飞”等语，还说，学校出了这种事，使他深感痛心。会后，听说赵金声的族兄赵金城也被抓去。以后又听说赵金声被解去济南下狱，死在狱中。赵金城被捕不久经保释放。

几年来每逢元旦，学校都要组织演出话剧，以示庆贺。指导演出的主要是艺术劳作教师和个别国文教师，其中有张愚谈、姜宝鼎、王英超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出话剧：

《社会钟》，此剧大意是兄弟二人都是青年，穷无立锥之地，孤苦无依。弟弟是傻子，经常因挨饿哭哭啼啼。哥哥精于武术，行侠仗义，经常做些为地主所不容的事情。因此，地主们豢养的打手，到处捕捉他，但几经交手，均被他打败，捉拿不着。虽然如此，却弄得他无地存身，无法处世。地主又在村边铸了一个大钟岁上面铸有他的头像和“强盗”二字。一天，当兄弟二人走近钟边，哥哥看到自己头像时，感到那个社会已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了，便忍痛先将弟弟杀死，然后又自刎于大钟旁。剧情和演出都非常动人，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一片爱国心》，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学生爱国的事。她父亲是个大官僚，娶了个日本女人做小老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一项侵华政策，常把一些美貌的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的封建军阀和官僚，被叫做红粉远征队。这个女青年和她的同学、男朋友相爱并共同参加了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为此，受到她父亲的压制，引起了家庭中的激烈矛盾。女青年义愤填膺，捶破了一个大镜子，玻璃碎片将她的眼睛刺破，竟致双目失明。

《姊妹花》，剧情是姊妹两个，幼时在军阀混战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散。若干年后，妹妹被一官僚弄去做了小老婆，生了一个小孩，雇的奶母正巧是她失散多年的姐姐。姐姐已与当地一建筑工人结婚，也生了一孩子，因丈夫工伤，资本家停发工资，无法生活，忍痛舍了自己的孩子，出去当奶母，却料想不到竞当了自己小外甥的奶母，战乱和岁月已使姊妹俩互不认识了，当姐姐手扶摇篮，低声唱出：“你妈没钱给你买个小木马，可你爸爸会当作马儿爬……”唱出的其实是想念自己孩子的心声。演到此时，观众和演员们同时流下了泪。

还有一出我记不起名字的话剧，写的是一家在军阀混战中的农民，儿子早被抓去当兵，不通音信，连年战争，全家流亡在外讨饭度日。一天晚上遇到雷雨，宿在一座庙中，不幸又遇到大兵，当年轻的儿媳被一大兵抓到，就要遭强奸时，强烈的闪电照得双方都认出了各自的丈夫和妻子，在万分羞惭和愤恨之下，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剧情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强烈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可是该剧在元旦前预演时为县当局所知，竟无理地命令停止演出，致使该剧终未得与观众见面。

那时所演的这些话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很有感染力。一些爱好文娱活动的青年学生都竞相参加演出，张维桢、宫钧民、王国栋等，都曾在这些剧中扮演过主角，连我也在《社会钟》中演了个配角老农民呢!

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初，事出突然，一个平易近人、认真教学、又热心指导学生演出文艺节目（也有人说他还编过剧本）的姜宝鼎老师，竞被校当局解职了，一时同学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校当局讲的理由是因他把娼女弄到校内住宿。可是事过不久，在上音乐课时，教音乐的庄肖颜老师说，姜老师是因为共产党嫌疑而被解职的。当时绝大多数同学虽不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但对校当局的做法多有不服，大家都为失去了一位好老师而深感痛惜。

一九三五年冬，国民党政府对日推行卖国投降政策。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华北特殊化”的要求，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为此，史地教师孙备五老师曾绝食三日。三天内，他只让工友(校工)每日送煤和水，不上课，也不出屋门。孙老师对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在课堂上公开抨击和讥笑。一次在讲台上边表演着边说：“现在不是讲新生活运动吗？大家穿得整整齐齐，扣好风纪扣，把皮鞋擦得亮亮的，靠左边走，咯咯……咯咯……

孙老师讲史地课，最使同学们感兴趣。他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后来学习马列主义时，才知道是符合列宁理论的。

抗日战争初期，孙老师即在山东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一九七O年“文革”中，因受批判、诬陷，抑郁而逝，死时是中共党员、曲阜师范学院副院长。

诗社是受王英超老师影响组织起来的，王老师上国文课时，讲“普罗文学（即大众文学）”，讲鲁迅，曾在黑板上写过“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不禁彷徨而呐喊了”。当我们向王老师请教写诗时，他要我们到正在建筑教室的工地上，去听工人劳动喊出的号子声，他说那里面有诗。

诗社开始由张维桢、郑希成和我三人组成，共议名称为“春帆”，后来王国栋也参加了。写的都是自由体诗，做了个小盒，谁写好了放在里边，供本组人阅读切磋。记得假日到城边玩，看到墙下土坟垒垒，坟前竖有小石碑或木牌，上面各写着阵亡官兵的姓名、军职军衔、原籍等，他们都是军阀混战时战死的官兵。触景生情，我写了一首小诗，原句早忘，大意是：战争夺去他们的生命，一堆黄土埋没着白骨，父母妻儿都不知他们在哪里，自己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死。诗社不保密，也没有公开，直至毕业，始终是四个人。

一九三四年，童子军教员王焕然突然被捕，学生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翌年春，体育教员齐哲老师带领我们到济南参加全省运动会，一天，在马路上遇到了王老师，他一见齐老师，就说他已被放出，齐老师立即约他到饭馆吃饭，我们十余同学全都参加了。席间，王老师大声讲他的被捕问题，并埋怨学校当局，刚说几句，齐老师一边劝他吃酒不谈这些，一边示意他看桌旁墙上张贴的“莫谈国事”四字。此时正当蒋介石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奢谈抗日者格杀勿论”的反动政策，掀起反共高潮时，店堂饭馆几乎都张贴这样四个醒目的字，以警顾客，免生麻烦。王老师在校比较接近学生，好与学生们谈在学校里不能讲的话，他还写了一些诗，自己抄在一个本子上，书名《鬼脸》，同学们争着借看，我向他借时，已被别人借去，不久他被捕，我终未看到。对王老师被捕这件事，我至今不解。

十三中在办学的七年时间里，向近六百名青年学生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有些学生经过这座文化桥梁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学校毕竟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的最反动时期建立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学生的进步思想总不免受到束缚，所以在全国革命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里基本上还是静静的一隅。

事隔半个世纪，手头无资料，仅凭回忆，难免有误，望知者纠正补充。感慨万分，吟诗一首：

忆往狂澜半世前，

忉忉怛怛一青年。

忧看华夏烽烟漫，

踏过文桥树正观。

（作者原任山东技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王绩

我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在诸城新办的省立第十三中学，分在一级一班。因距家乡相州四十华里，只好在校住宿。三年的中学生活，至今虽已时隔五十余载，但有些印象却是那样的深刻，每当回忆起来，思潮翻滚，眷恋不已。

十三中的老师多半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办学有方，潜心教育，水平也相当高。校长刘少青，胖胖的面孔，戴一付近视眼镜，常着西装，看上去很有派头，他不仅为筹建十三中出了大力，而且对全校工作抓得井井有条。工作之余他喜欢养花，特别喜养菊花，校长室门前的各类盆花，他都倾注了大量的劳动。训育主任崔季言，穿着朴素，工作认真，眼力过人，记得刚开学不几天，有一次我从他面前经过时，他竟叫出了我的名字，这使我感到吃惊，更佩服他的记忆力。

学校为加强对我们女生的教育和管理，配备了专职女生指导员，第一任是许杰民先生，她中等身材，微圆的面庞。戴眼镜，留短发，端庄大方，很有精神。许先生的生活很朴素，对学生态度和蔼，关心备至，工作认真负责，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按时作息，晚自习时多半都到宿舍指导帮助我们学习。她同我们住一个宿舍院，按时带领我们大扫除，经常检查指导我们搞好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许先生的好习惯、好作风，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后来她辞职不来学校了，我们许多女同学都时时提及和想念她。一九三八年我随省第一巡回宣传队，到东阿县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时，意外地在街上遇见了许先生，知她已同训育主任结婚，并生有一子。可惜未来得及问她的工作和住址，无法与之联系，现在想来仍觉遗憾，但她那朴实热情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十三中的课程虽比在小学时增加了。但由于老师们教得好，抓得紧，只要肯努力，困难并不大。记得刚学英语时，我觉得太简单，不值得下功夫，课外自习从未复习过。结果期终考试没有及格，后来在老师的辅导下，考了九十多分。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轻视英语课了。我很喜欢语文课，对作文颇感兴趣，每次作文老师都是认真批改，有时评价很高，在学校组织的几次作文竞赛中，我还得到了表扬和奖励，这使我在高兴之中一度产生了自满情绪，为此，老师及时给予了批评教育，使我很快便纠正过来。总之，在十三中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和许多同学都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为以后升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校为寄宿生设有学生食堂，每月五元左右的伙食费。因为我同弟弟(王希坚)一起上学，为减轻家中负担，我没有入伙，只是从外面买馒头和咸菜来解决吃饭问题，其他女同学也多是这样安排生活。还有的同学生活更简单，他们每星期日回家拿足够七天吃的煎饼及一点粗咸菜来校，夏天常吃一部分馊煎饼，冬天要吃一部分冻煎饼。与这些同学村对比，我的生活水平并不低，所以感到很满足，过得也很愉快。有一次我们吃饭时，一位同学开玩笑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会和老辣菜疙瘩对命!”引起了全屋同学的哈哈大笑，有个同学还喷了饭。

随着学校每年招生一次，住校的女同学后来增加到二十多人。这些同学绝大部分都很朴实，生活节俭，能吃苦耐劳，学习用功，是些土里土气的“土包子”学生。为了到城里上学，我们才买了袜子和鞋，衣服仍是自己手工做的，城里的学生，在生活上比我们强不了多少。我们女生宿舍是两座各三间和五间砖瓦平房打通隔墙而成的，窗子不少，一门出入，每到冬天因没有取暖设备，真有点“北风刺骨”的味道，我们只好紧闭门窗，以减少寒气的侵入。男生宿舍是“九间房”，由于屋高院小，日照短，冬天就更冷了。  

 在十三中的生活虽然比较艰苦，尤其是酷暑严寒相当难熬，但我们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业。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和关怀下，我们始终是紧张地学习，愉快地生活。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大部分同学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初中毕业考试，结束了难忘的三年中学生活。

十三中虽然总的说来是老师埋头教书，学生埋头读书，基本不问政治，但她毕竟不是真空。“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风云，对学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对于东北三省的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上海等不幸消息，不少师生为之痛心，更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我们这些热血青年，虽然难以忍受日寇的猖狂侵略和国民党“开门揖盗”的政策，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和有同感的同学私下议论，爱国热情是十分真挚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一九三二年赵金声同学到五莲山去，据说找共产党，想参加抗日，结果不幸被捕。此事发生后，训育处突然对我产生了怀疑，反复挖掘我思想中是否有共产党的影响存在，办法是出题目叫我课余作文，题目是共产主义为什么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逐步产生了反日爱国思想是真的，但那时并不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所以，学校如此对待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我以后参加革命，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王振

我从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亦称诸城十三中)毕业，至今已整整五十二年了，虽然在校读书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有些事情却依然萦回脑际，历久不忘。凭记忆所及，整理了一些片断，希诸位老同学和各方面知情人士予以补正。

省立第十三中学自一九三一年建校，到“七七事变”后停办，先后共有四届学生毕业，每届招生八十名，分为两个班，共有二百八十多人。全校教职员工三十多人，任教老师大部分是大专毕业，只有个别人是后师毕业的。总的说来，他们的业务水平是相当高的。

十三中的校址设在城里东南角的文庙内，庙中的大成殿、明伦堂、“九间房”等古建筑当时都尚存无损，新建的校舍布局对称合理。作为学校中心的大成殿，掩映在古老的苍松翠柏之中，殿顶的琉璃瓦闪耀着金碧的光彩。整个学校显得古朴、雄浑和幽静，不愧是当时周围县境许多有志青年向往和求知的理想场所。

学校的体育设施比较完备，校内有东西两个大操场，东操场设有篮球、排球，网球，单杠、双杠、木马，滑梯、浪木，秋千等多西操场主要是田径运动场，有高栏、低栏、撑杆跳、跳高、跳远、标枪、铁饼、铅球、举重等设备，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校长刘少青是鲁西聊城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他体态胖壮，好穿西装，整天戴着眼镜，对人态度和蔼。他除负责学校全盘工作外，还兼教一门数学，讲课很好，学生们都很称赞。学校周会上，他轻易不谈政治，多是鼓励学生切磋进取，要求学生树立大志，刻苦读书，争取升学深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刘校长很喜爱培植奇花异草，尤其喜爱菊花，每当早晚和课余时，常见他同花匠一起整枝培土。每年学校总要培植上千棵菊花，品种达四五百种之多。待到菊花盛开时节，他总要举办菊展会，邀请县上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到校观赏、评论。在他的办公室和寝室里，都摆满了盛开的盆菊，床铺周围也层层排放着五颜六色的菊花，自已独卧在花丛中尽情地欣赏。

学校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训育主任崔季言，他是北京大学政经系毕业，大高个，黑脸庞，整天板着面孔，从无一点笑容，学生们都怕他，不愿和他接近，老远看见就快躲开。背后里学生们都管他叫“崔四”。他除掌管全校的纪律外，还担任《公民》课教学。他一登上讲台，教室里就鸦雀无声，只听他讲课，学生没有敢发问的。平日他对学生控制很严，谁要是稍有越规行为，轻者警告、记过，重者就是“除名”。

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有个姓王的同学在宿舍里用细石块堆了数个小坟，并用破衬衣撕了些碎条条，撒在小坟中间，虚设了一个土坟岗子，不料被训育主任看见，说他污辱学校，有严重的“反动思想”，当晚开了校方紧急会议，决定将他开除，准备星期一出布告除名。这时适逢校长出差回校，看到写好的布告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说：“这学生才分很好，我教了十多年书，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么个有才分的学生，开除了太可惜。”由于校长的讲情，这位同学才免于开除。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教历史的老师，名叫孙备五。戴着眼镜，满脸络腮胡子。平时沉默寡言，可讲起课来，却热情洋溢，滔滔不绝，而且很喜爱学生，因此，学生们也都愿意和他接近。课堂上他常常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鼓励学生争取进步，课余时间他也很欢迎学生们到他宿舍谈心。他出校散步从不和任何教师一起，总是独自默默地漫步在大街小巷，特别是爱游逛小巷。据说学校一解散，他就奔赴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又回到教育界，在曲阜师范学院当了副院长。今天想起这位老师，我的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国画老师张愚谈，真是一位好老师。他的国画很出色；对学生耐心施教，态度和蔼可亲，很受学生尊敬。直到现在，他的形象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经常怀念不已。体育老师齐哲，教育学生总是以身示范，循循善诱，十分热情认真。由于学校很重视体育课，每年的春季运动会都开得热火朝天，成绩也颇为显著。

学校里还设有“童子军”课，专职教师是王焕然。在校男女学生一律加入“童子军”，都要穿上绿色的童子军服。出操时每个学生手持一根童子军棍，操练一些军事的基本动作，详细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敬礼是举手三指礼，表示智、仁、勇。

学校对学生在学业上的要求相当严格，规定学生平时两门功课不及格就不准升级，毕业考试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学生的课外作业必须按时完成，每天都得写日记，周末交级任老师批阅。由于要求高，制度严，抓得紧，所以学生的成绩都比较好。

十三中学自成立到解散，仅仅七年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许多同学在国难当头的年代，毅然走出校门，勇敢地奔赴了抗日救国前线，有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张庸、刘华南、刘华新等。有的在全国解放后担任了党和国家较高的领导职务，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一些老同学相遇，每当谈起他们，不仅都深表怀念羡慕，而且有一种十三中同学的光荣感。

 

王乃征

诸城十三中，是三十年代创办的一所省立中学，在当时附近县城中还是相当有名气的。因省立中学并不多，学校条件确实比较优越，校址在城东南角，利用一座文庙旧址扩建而成。记得我们一、二、三年级在校学习时，还有座大成殿残存院内，不过已没有泥塑雕像，变成木工棚了。东北角有“九间房"，最旧建筑，作为学生宿舍。其余都是新式瓦房，还有宽大的操场。总之，是比较洋气了。

十三中的教师班底雄厚，大半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的已教学多年，实践经验丰富，在师生中颇有威望。体育教师齐哲，是运动多面手，他培养出一批优秀运动员，如王桂本的撑竿跳，张邦甸的短跑，孙寿珍(孙朴风)的三级跳远，王钧五的跳高等，都给我印象很深。音乐、图画老师张愚谈颇有名气。学校举办画展，一级有两位同学的油画画得很好，校外名流来参观者均赞不绝口。学校的乐队也颇有基础，每年春季旅游，军乐队为前导，很有气派。杨子荣(外号小钢炮)的管号，声音宏亮，一般号手比不了。学校每年还举办菊花展览，轰动了诸城的乡绅名流，这主要是刘少青校长的喜爱，由他亲自提倡和组织的。

学校的教学质量很不错，校风很严，没听说有谁严重违犯过校规。尽管教师们的政治态度不同，但对教学是严谨的。记得我在二级二班求学时，我父亲王尽美生前的革命战友王翔千，曾经到学校找到我和他的子女王希坚、王绩、王平权等共同谈论共产党的往事。这些情况，个别要好的同学是知道的，甚至老师也不无所闻，但并没有引起风波。可见校方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并不是很严的。

由于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有些事情已经记忆不清了，但十三中对我们当时一代青年的成长确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因此每当回忆起我的母校，总感到无比亲切。我衷心祝愿解放后在十三中校址上新建起的诸城师范学校，在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往开来，再接再厉，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原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王 田

一、封建家庭的逆子

1915年农历9月5日，王东年出生在诸城县大北杏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父亲是晚清的秀才，早年在北京做过清政府小吏，颇有些书卷气，性格也较平和。生母是贫苦市民的女儿，为了给地主家传宗接代，年仅十九岁就被买来做妾。她在地主家地位很低，除同佣人一起劳作外，还要侍候着老小。她一直保留着对原属低阶层的深厚感情，同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对幼小的王东年影响很深。父亲的大老婆是诸城刘姓大地主的女儿，结婚后从未生育。她虽读书识字，但生性狠毒，对佣人、佃户和王东年生母都异常凶狠。她掌握着家中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是一个典型的地主婆。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幸而有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人民大众和进步青年带来了希望之光。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时期的王东年就形成了渴望科学、进步，厌恶封建家庭，同情并亲近贫苦农民的品格，从而埋下了背叛封建家庭的种子。

按其父亲的愿望，是要把东年这唯一的儿子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的。为此，在东年小学毕业后不准升学，硬逼着读了四、五年的私塾。后来经王东年不断地抗争，才获得了求学的机会。先是在莒县某中学旁听，后在亲友的辅导、帮助下，正式考取了诸城省立第十三中学。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学习内容，东年如鱼得水，连续几年各科成绩均列前茅，得到了老师们的称赞和同学们的尊敬，初中毕业后考入济南省立高中。

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1933年长城抗战的失败，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共产党长征的胜利和她的团结抗战的主张，以及后来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西安事变等，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从正、反两方面教育和激励着这位追求进步的年轻学子。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12·9”学生运动中，东年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初步确定了革命的人生座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大地一片混乱。日本人的野蛮杀掠，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溃逃和大量投敌，各地方顽固派的割剧争雄……，严酷的现实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因病休学回家的王东年和王乃征、王迂民等年轻朋友们，抱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极大热情，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苦苦地探索着。在无数事实面前，经过认真思考，大家一致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只有找到她，在她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报国救民的理想。于是大家推选王乃征为代表，到相州进步人士王翔千家探听消息。此时中共党员赵志刚等正受命来诸城地区进行党建工作。王、赵的不期而遇使北杏村的党建工作顺利开展起来。1937年10月赵志刚先发展了王乃征为中共党员，随即经王乃征引荐又发展了王东年、王迂民为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王乃征为支书，王东年为组委，王迂民为宣委，从此他们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时的王东年在政治上已同其封建地主家庭划清了界限。

对封建地主家庭的最终清算发生在1946年至1947年间。这时王东年已任滨北专区的专员。为推动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率先从清算自己的家庭做起，发动、组织农民向其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使佃农们分得土地和房屋，大大推动了全区土改运动的发展。王东年大义凛然的举动，得到了全区人民的称赞。

二、难忘的滨北岁月

1937年10月，北杏村党支部一成立，就按上级“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开展了工作。当时莫正民正带着一小股武装驻在北杏村。他因不愿当汉奸正和已投敌的张步云发生矛盾。北杏村党支部抓住这一时机，主动与莫部合作，在诸莒边一带扩大武装进行抗日。到1938年初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两千余人。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支部决定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建立以共产党员为主的政治部(初名政训处)，王东年任主任。教育战士学文化、学政治、学习军事技术，部队战斗力有明显提高。这年6月，该部投靠八路军未成（我方认为该部太杂），而这时恰恰国民党新六师高树勋部开进了莒县。莫正民认为，投靠高树勋既能抗日，又能解决经费问题，而且又是正规军。他与党组织协商，支部了解到高部有我党组织，就同意了莫的意见。于是莫部被编为新六师独立第二旅，莫正民任旅长，王东年仍任政治部主任。年底，部队随高开进冀鲁边区，多次与日伪军交战。当党员们察觉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时，决定设法直接掌握军权。不久，王东年兼任了某团的营长一职。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高树勋这时态度转右，下令清查逮捕共产党员，莫部连以上干部也都换上高的人。莫部已无法再待下去了，北杏支部的党员们陆续撤了出来。

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莫正民出于自己的利害，一直在国、共、日之间周旋。一会是国民党部队，一会是伪军，反反复复好几次。1942年夏，时任伪莒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莫正民，奉命扫荡莒南根据地。当他得知王东年任莒南县县长时，即派员通过这一关系，与我滨海军区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做出了等待时机举行起义的承诺。但仍顾虑重重，徘徊不定。后来在我政治感化、军事震摄及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逼迫下，才在1944年11月14日举行起义，配合我军解放了莒县城。莫部随即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上级派王东年第二次去该部担任政治部主任。不同的是这次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者了。

1940年初至1943年夏，王东年先后在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任秘书、参议长、县长。面对严酷的对敌斗争形势，他坚持依靠群众，以身作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王东年虽是学生出身，但丝毫没有架子。他冬天穿一身粗布棉袍，腰束布条绳，头戴毡帽，脚穿毛窝。晚上棉袍一脱当被盖，天太冷就通腿睡觉，搓手、跺脚取暖，从不麻烦房东。进村工作时不带警卫员，也不让人称呼他县长。他习惯用拉家常的方式做群众工作，开群众大会。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庄户县长”。

1941年莒县一带欠收，次年春久旱不雨，青黄不接。加上地主盘剥，日伪抢掠，莒南的广大贫苦农民连树皮树叶都吃不上了，生命奄奄一息。为救这燃眉之急，王东年把莒北老家祖坟的百年大树全部砍伐，卖了几百银元，一部分交给县府买粮，一部分救济了灾民。群众说：“旧社会到处是贪官污吏，现在的王县长却把祖坟的树卖了救济老百姓，这才是俺们的好县长哩!”与此同时，他又召集全县的士绅名流、开明地主、富农开座谈会，动员他们借粮给灾民。往常春荒正是地富放高利贷发财的好机会，现在向他们借粮比割他们的肉还痛，纷纷哭穷。后经王东年耐心启导，晓之以理，摆明利害后，大家还是响应号召，借出了一些粮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王东年懂得，要从根本上战胜灾荒，还必须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于是他身先士卒，清除荒草，以人代牛拉犁耕地，全县的干部、群众纷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生产救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战胜了灾荒，全县没饿死一个人。

莒南的灾荒刚刚度过，从莒北又涌来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来自敌战区，情况更加凄惨。王东年说：“咱是人民政府，人民有难不能不管”。他到灾民最多的前龙头村，召开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大会，向大家讲“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号召大家从口里挪出一些粮食来救济灾民。群众积极响应。一位灾区来的老大娘激动地说：“你们有这么好的县长，该是多大的福分啊!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光知道坑害老百姓，哪管穷人死活!”在当地群众和县政府的救助下，这批灾民也度过了难关。

1942年的春荒也很严重。为减轻群众负担，度过难关，王东年多次带领县机关人员采集树叶充饥。有一次伙房弄到一些发霉的穆子，掺着地瓜面烙了一些不成个的煎饼，又苦又涩还有霉味，闻着都恶心。王东年带头抓起开水一泡就吃起来，并对大家说：“这东西吃了就不饥困了。吃时不要去品滋味，否则就咽不下去了”。在他的带领下，同志们都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笑，毫无怨言。

1943年2月，日伪军趁过春节的机会，奔袭我驻十字路一带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当时莒南县府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为了大家的安全，王东年彻夜不眠，亲自在村外瞭望，探听动静。当发现西边村庄狗叫的厉害时，就挨门挨户将大家叫醒，准备随时撤离。本想吃了饺子再走，突然十字路一带枪声大作。当即决定立刻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在工作中，王东年能充分发扬民主。遇事总是先倾听下级及群众的意见，然后帮助分析总结，使大家有所提高。布置任务时十分周到、具体、明确，并注意发挥工作人员的能动性。如在“双减”工作中，他告诉大家“双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落实。要求各区抓住典型（如攻克地主堡垒村）推进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后取得了经验，适时召开万人大会进行了推广，使“双减”运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宣传教育和文艺工作也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王东年及时结合形势，如皖南事变以及本地区汉奸利用道会门迷惑群众等情况，亲自编写了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及破除迷信的活报剧，并在剧中扮演角色。在春节期间组织到各村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诸莒边地区是连结我鲁中、滨海两大根据地的要冲。它南面是日伪把守的台潍公路，东南、东、北面分别有莫正民（莫当时是伪军）、秦启荣和大汉奸张步云布置的重兵。我军力量一直未达此地。

为了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1942年春我军对莒安边的顽固派秦启荣实行了有力打击。趁当地的顽固派县、区长纷纷逃跑之际，上级命王东年带领20余人的游击小分队去开辟这一地区。他们到达该地区后，立即向各界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很快组建了诸莒边县政府，王东年任县长。接着着手收编各区中队（顽固派遗留的武装）的工作。一次王东年和游击队长带领20余人的游击队前往某区中队驻地对其进行改编，为了不引起他们的疑虑，小分队在远处停下埋伏起来。王东年和队长二人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这支队伍的集结地。通过宣传教育，他们接受了整编，不久还打了胜仗。老百姓说：“一沾八路的边，就会打胜仗，八路军真有神办法。”一时传为美谈。

王东年懂得，只有迅速扩大武装力量，才能顶住三面之敌，巩固这个新开辟的边区县。于是他们按党的指示，举起“保卫家乡”的旗子，以已有的队伍为基础，发动地下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尽快扩大地方武装。这时，主力部队于应龙（后为县委书记）奉命带一个排的正规军支援诸莒边县。不久一支有一定规模、很象样的队伍——县大队诞生了。有了县大队，加上各区中队和各村、的自卫队，诸莒边游击根据地巩固了，抗日民主政府也真正站住了脚。

井丘南的范家官庄驻有伪军一个中队。它阻碍着我向南山发展，阻碍着边区县同滨北老根据地的联系。为改变这一局面，王东年开始对伪军这个中队进行工作，促其起义。该中队的队长是王东年的同乡，经过做工作后，对方同意起义。举义的当晚，王东年带县大队主力排接应，掩护他们。按照预定计划，王东年只身（只带警卫一名）去伪中队部，对该中队的排长们进行教育，指明前途，促其走上正路。当共产党的县长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不少人大为惊愕。但大势所趋，他们还是听从命令，顺利地把队伍带到了路南老根据地。从此边区县得到了扩大，有力地限制了日伪军的活动范围。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44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日伪军袭击我县大队驻金墩区的一部。事发突然，不容迟疑。由于应龙立即带一个中队直插敌人后路，王东年则迅速调集全县四十几个村子的自卫队正面迎击。队伍中有青年、壮年，也有老人和孩子，他们拿着土枪、大刀、长矛、手榴弹一齐上，军号、牛角、海螺一起吹，人们勇敢地向日伪军冲去。激战多时，当敌人发现人民群众不怕他们的机关枪、迫击炮，后路又被八路军截断时，仓皇败退了。人们穷追不舍，一直把他们赶回据点里。

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诸莒边县委、政府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了“双减”和反霸斗争，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把该县建成了丰衣足食、铜墙铁壁的抗日根据地，准备去迎接大反攻局面的到来。

1945年11月至1949年2月，王东年任滨北地区专员。在上级和地区党委的领导下，他依然坚持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和充分依靠群众的作风，团结周围的同志，很好地完成了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各项任务。如健全区内各县的人民政权，清除残匪维护治安，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生产救灾、以工贷赈……。特别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和“复查”斗争，在全区内彻底摧垮了封建剥削制度，人民大众得到了翻身解放，喜笑颜开。在这场地覆天翻的斗争中，恶霸地主受到严惩，一般地主得到改造，那些本事大一点的纷纷逃往青岛。当时我诸城县长是牟友民。一时间诸城的地主们流行着这样一句苦涩的幽默——“专员往东撵（王东年），县长没有民（牟友民）”。

武装斗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从抗日末期到解放战争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王东年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全区人民为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努力。协助滨海、胶东及华东野战军的有关作战部队，胜利完成了历次的作战任务。如：1945、1947年两次解放诸城的战斗；1946年春的胶高战役；1947年敌人重点进攻山东后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1948年的潍县战役(含沽河阻击战)、济南战役、淮海大决战；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等。三年中全区出动的民工、担架，做的军鞋、运送的军粮、磨的面粉、碾的粮食等数量极为巨大。仅以诸城县为例：出动民工18600余人，担架3200付，小推车2840余辆……。滨北地区的支前民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受到了华野总部的表彰。有的获得了“陈毅子弟兵团”的荣誉，有的获得了“快速运输队”的称号。

“扩军”也是战争年代经常性的工作。三年来，在“反蒋保田保家乡”、“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等口号的鼓舞下，全区先后有数万名翻身农民和青年学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此外，全区在生产建设、以工贷赈、救灾度荒（1948年尤为严重）、互助合作、兴修水利等方面也卓有成效，为支援战争提供了物质条件。

王东年十分重视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在内战全面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全地区出现了人民群众大办教育的热潮。识字班、炕头组、冬学、夜校、庄户学遍地开花。在一批老教育工作者的参与下，创办了一大批比较正规的小学、中心小学。王东年亲自组织创建了滨海地区的一所抗大式学校——滨北中学，为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

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全国解放在即。为迎接这一大好局面，上级从各地选配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1949年2月王东年被选拔到南下工作队，并担任大队长，从此他离别了他的家乡——滨北。

三、有憾而无悔的一生

1949年4月下旬，王东年率一支南下干部队伍，随华东野战军某部渡江，直插无锡等城市。他先任苏南行署秘书长，同年8月改任苏州市市长，在任两年多。上任伊始，首要任务是：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接管城市，建立各级政府，并支援解放军继续南下，肃清浙、闽残敌。

1952年11月，王东年被调国家统计局，先后任办公室主任及秘书处处长等职。此后在1955年5月至1971年2月近16年的时间里，王东年主要从事涉外工作。历任对外经济贸易部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局长，国家科委国际技术合作局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王东年经常带队出访苏联及东欧各兄弟国家，与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合作，颇有成效。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带来巨大困难。身为技术合作局长的王东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应付这突然的变故，扭转被动局面，他坚守岗位，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工作，为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做出了贡献。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封锁还在延续，苏联的毁约又给我国增添了新的困难，印度反华异常嚣张，我国处在世界反华势力的四面包围中。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又机智灵活的斗争。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力图冲破重围，杀出一片天地来。为此中央批准于适当时机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并由王东年任大会秘书长，负责组织工作。这时王东年已患肝病多年，但他将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又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通过他及其班子的共同努力，在1964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顺利召开了。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科学家聚集北京，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全体与会者及工作人员受到了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为了工作的需要，会后的几年里王东年仍带病率队出国工作，致使转氨酶高达500多，回国后立即被医生督促住院。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所谓“历史问题”，王东年受到了猛烈地冲击。连续四年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严重地摧毁了他的身心健康，使他在56岁，还能为党和国家做出新贡献的时候，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王东年一生对自己要求严格，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公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因病在青岛休养时，主动到市郊农村小学做课外辅导工作，随时随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文革中、后期，在科协多数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他因病留守北京时，因不甘寂寞，就带领老弱病残人员，利用单位周围的空地开荒种粮，种出了高质量的小麦，经精心挑选送交国库。粮库的同志说：“从来没有收到这么好的粮食”。1971年初，在王东年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工作。他在病榻上多次召集科协有关人员来病房商谈如何筹建中科院外事局的各项事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王东年对生养他的故乡一往情深。他经常赞美那里山青水秀、林木葱笼的自然风光，怀念他那些纯朴善良的农民朋友。文革期间，他总想“解甲归田”，回到家乡诸城，为那里的建设添砖加瓦。并曾制定过宏伟计划：修马路、挖鱼塘、种果树、办学校、开工厂……。可惜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成了他终生的憾事。

但他有憾而无悔。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第二节　诸城师范记忆

王一秀

当我坐在北京赵堂子胡同臧克家先生的客厅里，和臧老“乡音话桑麻”的时候，臧老问起了我的祖父_①、他的同学，这年他们都已是九十高龄；问起了他熟悉的涓河、马耳山；问起了诸城师范。

这是1994年的阳春三月。

当我来到北京复外高层公寓——民间所称的“部长楼”，拜访陶钝_②先生的时候，他问起了诸城城里的牌坊、相州的牌坊、庵上的牌坊_③；问起了超然台的重修；问起了诸城师范。

这是1989年的榴花五月。

当我扣响北京小雅宝胡同王愿坚_④先生的院门，笑盈盈的他邀我入座，谈他的中学时代；谈他的作文“清清的月，淡淡的风，遥遥的犬吠，低低的蝉鸣”；谈到了家乡的诸城师范。

这是1991年的金秋十月。

 

①我的祖父王兹又，少年时赶上了新教育——小学上的是县立高等小学堂，插班；因经济原因，又上了山东省立第四师范。何思源先生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时，在省厅工作。今年他已一百岁，几年前，他就已五世同堂。

②陶钝先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诸城昌城徐家河岔人，原名徐宝梯。

③在京见到陶钝先生时，他回忆乡间民谚：“诸城城里三十三座坊（牌坊），看过了相州看庵上。”

④王愿坚先生的小说《党费》、《普通劳动者》、《七根火柴》入选课本，他和陆柱国改编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为电影文学剧本，拍成电影家喻户晓。他的同学刘羽健，诸城市吕标镇玉带村人，前半生经历丰富，记忆力惊人，《葬花词》倒背如流；写一手好字。1975年，我和他在吕标公社党委共办过《三夏战报》、《三秋战报》。1981年撰写诸城教育志时，我又见到他，谈起县立高等小学，回忆同学王愿坚，对王愿坚的一篇小学作文其中的段落仍能背诵出来。二十五年后的今日，我的此段记录应该无误。

这是我拜访巴金、冰心、苏步青等名人时，所没有的话题。

故乡，是在外工作的诸城人永远的话题；我的母校诸城师范，成了话题的一部分。解放后才建立的诸城师范，我值得自豪的母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外出投奔民主革命的乡党名人眼里，是有分量的哟！

 

我父亲王炯挥是滨北中学的毕业生，后上大学学医，1989年以主任医师离休。

1982年省级第一次机构改革后我到济工作，因工作关系，我见到并熟悉了他的师长崔景周，他的同学张达干、孙鹏；因乡人聚会，我又熟悉了他的同学王增琪、惠欣和；因公务出差，又喜遇他在高密的同学单大可父子。我父亲十四岁投身革命，当时是地地道道的“小八路”，以后不久被选送进了滨北中学学习，那时的滨北中学，实际是我党我军的干部学校。2005年“五·一”我回家看望老人，看到了张达干寄赠给我父亲的夕阳诗集。在五月榴花的清香里，拜读诗卷，不禁想起了2003年的五月，在这石榴树下，张达干和他的老师——我的祖父，他的同学——我的父亲，还有他另外几个同学邱家淦、祝炳熙等愉快合影的情景。其时，我祖父已是九十八岁高龄，五世同堂。张达干既是我祖父在县立第一高小的学生，又是我父亲在滨北中学的同学。在这诸城市白玉山子老干区鲜花盛开的小院里，师生、同学欢聚一堂，母亲沏上龙井香茗，淡香氤氲中，回首往昔峥嵘岁月，话语浓浓，情意浓浓。笑看今朝，更为“十万人家皆读书”优秀传统的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欣喜。一帧合影，成为风雨半世纪的又一次见证！

我的三叔王炯援，是诸城师范后师毕业生。我的族叔王炯璋、王炯珮，也是诸城师范毕业生。约略计算起来，我的族人和亲戚中，诸城师范毕业的有十几位吧！

 

和我工作的单位——教育厅王恩大厅长一次聚会，谈到诸城教育，谈到诸城师范，“诸城名人辈出，人杰地灵。”他的祖上，应是王氏迁往新城（今桓台）的一支，王渔洋、王世贞名在史册，从诸城史志上很清楚地可以看到。

和厅内职成教处处长杨文法、计划处处长毛有高、职成教处副处长张士瑞、计划处副处长朱强等好友工作之余开玩笑，“我们去你老家诸城了，去了你的母校诸城师范，在校史室里看到了你的大照片，象□□□ 似的……你的母校厉害啊！”我笑。我为自己不好意思，我为母校诸城师范暗暗自豪！

母校，人们都知道您哟！

 

恢复高考后，77级、78级入学相差半年时间。伟大的邓小平同志为千百万学子报国有门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们班的同学，有当民办教师、工作队员、入伍复员的社会青年，有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在一中上学后又接到录取通知的。其中，有四、五个同学第二年还不足十八岁，还没有选民权。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班集体，勤奋学习的气氛很浓。晚上，往往教务处郑老师催两、三次，教室里才能最后熄灯。回首青春岁月，令人非常难忘。

 

我们的班主任刘直飞老师，后来才知他老家原本是单县，画梅大师于希宁老师的得意学生，毕业后分来了诸城，客居诸城近半个世纪。刘老师治学严谨、待人谦和，不谀人，不投机，经过“十年浩劫”，仍保持做人本色，是我们难得的好老师。

记得王通讯、雷祯孝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试论人才成长的内在因素》。刘老师慧眼识珠，自己读完，禁不住的感触和激动，提溜着这张报纸，就来教室开班会，读这篇难得的好文章给我们听。同学们听得入了迷，“刷刷”一片笔记声，特别精辟的句子，有记得慢的，请求老师再重复一遍。学完仍不过瘾，老师把报纸留下，大家争相传阅，展读再三。一周多时间，兄弟班级争相仿效。人人渴望成才的心理，可见一斑。

刘老师画的梅花，铁骨铮铮，傲寒盛开。“雪狂犹有傲霜枝”。画的秋荷，别开意境，“留得残荷听雨声”。细品画题，可见蕴涵其中的老师自身的人生况味。由于十分尊敬老师，在校期间一直不敢开口求老师的字画。直到毕业前夕，对老师办公桌迎面墙上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条幅，我凝视良久，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以奖赏班长的半玩笑的口吻说：“相中了？拿去？”我诚惶诚恐，珍藏至今，引得好多要好的同学眼馋。

真正得到老师的画，是我到济工作后老师来省开政协会的时候，我们正有全国师生书画赛展，请老师小聚，席间老师对朋友给我的高密“商羊特曲”仿黑陶异型小扁酒瓶十分钟爱，我遂都献给了老师。展完给老师电话，老师说：“给你了。”我遂有了老师的“梅”、“荷”得以珍藏。

在老师背后，我们也听到过老师的故事。“直飞”应是后改的，老同事以此和他开玩笑。老师顽皮的小儿子当时有十岁左右，顽皮的被老父叫喊追打时，也喊：“爸，你追不上我！”“看我追不上你！”“我一拐弯你就追不上，你光会直着飞……”此版本为坊间流传本，当然当时不敢向老师求证，如今已八十高龄的恩师如果看到此，对此不认可为正版，怕是学生要挨板子打屁股了！

2004年金秋，毕业二十五周年师生聚会，我贺老师有第三代喜入北大读书之喜，恩师呵呵然，欣欣然。“老梅自有傲霜枝，新枝枝头又新枝”。我们做学生的，如教育不好后辈，怕真对老师的脚步是大距离的“追不上了”！

 

恩师高步远老师是我们的语文主课老师，好多年后经好几次工作之便的访听，才确知老师是昌邑县宋庄镇西大帐村人。老师曾蒙受“右”之冤，到底是“派”还是“倾”，当学生的没敢问。反正，老师的学识人品，足够学生楷模，我们做学生的评他，他应是真真正正的好老师，大革命派！

难忘高老师给我们讲《草地晚餐》：夕阳，草地，红旗，骏马，一支戴红星的生气勃勃的队伍，在黄金分割大三角的画面中，向镜头奔来。队伍近了，朱老总，刘英，一个个都是长征队伍中的核心人物。简直就是电影，刘老师就是按电影分镜头剧本给我们讲的。这样的课绘声绘色，生动，形象，全班同学都沉迷其中，三十年没忘！

老师讲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赴日留学的述志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其中用典，老师准备的资料详实丰富，同学们从各个方面加深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理解。那么，“难酬蹈海”是否也用了典，是不是仅仅是“英雄一去，死亦不悔”的英雄气概？我举手向老师提出问题，老师说：“我们可以再讨论。”这是上午第三节课，下午课外活动与自习时间，老师又来到了教室，讲义夹中抽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张蝇头行楷，记录了他查到的补充资料：春秋时鲁仲连，有“志不达，蹈海亦英雄”之句，且有志，有行。等等。我双手接过，和同学传阅。至今，我仍珍存老师的这一文宝墨宝。

我入学前曾往《大众日报》、《战地文艺》（《山东文学》）、《群众艺术》、《山东民兵》、《农业知识》、《广阔天地报》投稿，发表过评论、通讯、诗歌、相声等作品；组织既任编剧又出任主角的公社文艺宣传队，还代表县参加过昌潍地区文艺汇演；相声和歌曲还被文化馆的老师向上汇报演出，被县广播站反复播出过（1975年左右县里还没有电视台）。由于被老师认为有一定文学写作基础，在老师的鼓励下努力多读书。许多在家中没见到的书，在学校图书馆我都借出读了。象《莫里哀喜剧六种》、《元曲钩陈》、《格林兄弟童话全集》、《安娜·卡列尼娜》、《陈州放粮》……中外经典，杂而多广。那时，求知真是若饥若渴。当时，学校规定：老师可以入库选书，每次借三至五本；学生在窗口查卡选书，每次借一本。不谦虚地说，我“吃不饱”了。几次求多借，还书时又有同学一起来随即照此转借，肯定叫管此的老师感到了不方便管理。不知怎么，此事就到了校务会上了。议之再三而未决，高老师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样的好学生，知识上已是吃不饱了，自开小灶是应该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就让他享受教师借书待遇？我们的国家形势就是鼓励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嘛。”一番争执，竟为定论。我可以入库选书，一次借三至五本。当时我稀里糊涂，只觉得可以多读书了。还是后来，别的老师告诉我，我才明白的。老师的爱才之心，学生确是没齿难忘的！

老师喜欢每一个学生。他家师母不在此居住，“单职工”怕是中国独有的词汇。很多同学都愿意到老师的小屋求教解疑，聆听教诲。老师的单身宿舍兼办公室里，便总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2002年，昌邑教育系统来人，有宋庄镇教委的同志，我即打听我的恩师，并请转达我的近况。不想，恩师竟以八十高龄，在重度白内障的情况下，写来厚厚书信。恩师说：“看不清了，凭感觉下笔。”仍嘱我学古人治学、为人。治学“三上”、“三境界”，为人“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察人“期之以事，以观其信” 。潇洒的行楷，语气至诚，真有“三年为师，终生为父”之感，我不觉无语而哽咽。恩师，真真的恩师！您赞赏我仍称“您的学生”，事实上就是如此，我愿永生做您的学生啊！

 

当然，恩师还有许多，关爱我们成长的事例也还有许多，象刘金星老师、冀同保老师、刘淑兰老师、李毓老师、崔正维老师、曹乃华老师……限于篇幅，请老师原谅不展开写了。

 

青春年华，多梦时节，谁没有几个动人或搞笑的故事？

仅说看电影的事儿吧。1978年、1979年，陈荒煤撰文《阿诗玛，你在哪里？》一声呼吁，引来大批优秀影片解禁。青春驿动的心、对看电影简直有天堂之向往！学校的两周或一月一场露天电影，是“不解渴”的。沧湾北侧电影院的电影，就成了我们的至爱。晚上要上自习，我又是班长，一有心向往之的新片，我心亦神驰，但脸儿却是要板一板的。再规矩的学生也有不守规矩的时候。三、五精灵鬼儿，朝我挤眉弄眼儿，这个感冒，那个肚疼，每晚总有几个因种种理由“回宿舍”，我心里明白，第二天便揪住一个给我讲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三倒五转，我亦难忍，也带三、五“亲随”，溜了几次号。当然，这要和团支书、学习委员达成默契，今天是我，明天、后天就是他们“带队”了。学习委员范振忠年龄和我相仿，心里倍明白，烤烟末用本子纸一卷，常常边偷偷的抽了过瘾边思考“重大问题”，但不争气的黄牙缝老暴露他的“劣行”，整天早晨使劲刷牙也不中。他溜号出去看是不出“事儿”的，不等关大门就回来，谁仍恋着：“结尾了，猜也猜出来了！再不走，你替我挨整了？！”团支书赵继华就屡露“破腚（绽）”。按年龄他是学兄，当了几年解放军，按说纪律观念应比我们强。可电影的迷人情节老战胜他的纪律观念。有一次，熄灯很久才悄悄溜回来，又悄悄去水龙头下洗鞋、扭裤腿。我跟出去，小声问他怎么了，“两场连场，大门关了，爬阳沟（墙基上的排水道口）回来的。”第二天，“随从”们便咬不住牙，自行把爬阳沟的“壮举”播报了出去。至今，各人儿女都上大学了，同学聚会，总免不了把赵“政委”爬“阳沟”的英雄事迹在酒桌上翻弄几遍。

还有，喊口令眼角老往有限的几个女生那里“梢”的兄弟；寻找“口渴”的理由操场边上找下一级体育班的女生那里要军用水壶喝几口的兄弟；“情书”“错”装到情事懵懂的小兄弟信里，借小同学之口传播消息的兄弟；一块钱的酒、五毛钱的菜，把酒“交心”，“我进攻，你退出”的兄弟……都已早就为人父母，谁的“好事儿”谁看到此准会抿嘴一笑……海涵了，兄弟们；珍重啊，我的同学兄弟！

 

我们的忠诚，内涵应是心眼实在，严于律己，坚不改节，守不易志，做人的原则是大家仿效的准星。就象守阵地，哪怕还有一个人，没接到通知，也坚持下去，决不擅自改变。高福，我最可信赖的好兄弟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人。

高福学习刻苦，做事认真，别人和他开玩笑，他只咧着嘴嘿嘿地笑，并不反击；玩笑开得太叫人觉得可乐了，他会两只手合在一起，夹在两膝之间，笑得弯下腰去。老半天才抬起头，还是弓着腰笑。有自己懒的同学，冬天看见高福在水龙头下刷鞋，会趁机“加码”，把自己的也提溜过去，叫高福“做好事”。高福先是脸一沉，继而面色和缓，并不把这鞋扔出去。我说：“他又不是没长手，谁不知道水冷、冻手，不伺候他！”他憨憨一笑，“我这手刷了一阵儿，活动开了……”不光代那懒同学刷好，还要在解放鞋上抹上一层石膏块粉，晾在窗台，干了格外显得白。几次下去，他仍乐此不疲。偶然，从校外回来，巧遇懒同学自己在刷鞋，高福就一溜小跑回宿舍，还没叫你明白过来问他怎么了呢，早提一双自己的鞋回来，往水池沿上一扔：“可该着你了，‘还席’！”叫旁观者哈哈大笑一场。

高福是二组的组长。有一次是农历十一月，风大，还冷，我们的劳动课是擦玻璃，扫礼堂，刷厕所，清理操场。操场弯道边的方角处，长了一年的蒿草和草墩，还有平时扔过去的碎砖头、瓦片。二组就分到了清理操场的活儿。

二组的兵，不好带。班干部中有团支书，另几个同学多数比高福大，还有一、两个脾气“呛着毛”了挺“邪”。我一直不大放心，自己所在的组干了个把小时，活儿扫尾了，我得去高福那儿看看。谁知，操场弯道方角上，冒着大风，只高福一个在弯着腰炝草墩，捡砖头。“他们呢？”“干了一阵累了，在那儿躲躲风。”随他弯腰抬头的视线，我一看，好这些家伙！北边厕所的南墙外，一摆溜儿六个拄着铁锨，一边躲风晒太阳，一边看着组长高福在蹶腚弯腰地干。其中就有团支书，他还正在和一个细高个儿在卷烤烟末抽呢！“你们这些小子！你们怕冷，高福就不怕冷？！”几个这才一呼隆子又冲上去干了起来。我亦加入。侧脸看高福，他满脸汗水，仍干个不停，毫无怨意。一会儿，收工了，大家锨镢镐锄往高福脸前一撂，稀里呼隆跑回宿舍暖和去了。和他一边收拾往总务处还工具，我一边心疼地说他：“这么冷，你就不会也躲躲风，活是一个人干过来的？干不完下次再干呀！”“干点儿，少点儿，不是？”他笑模滋滋儿的，抹把汗。

从此，我认定了高福，几十年情意没变。

1980年至1985年，我们一起考取和求学于华东师大中文系，还有我们的几位老师，可谓师生同堂求新知。高福，成绩很好。

前几年，高福为了两个孩子上学方便，主动要求从市进修学校调到了母校，时间上紧了，任务也重了，每次见到他，他总是急匆匆地，顾教学。每次我送他，看他匆匆而去的背影，都禁不住想，领导如果知人善任，高福负个教学方面的责绝无问题，这是块好钢！

 

当然，象高福这样堪信任为兄弟的不在少数，象徐培礼、孙树法、孙夕波、董少森、陈东亮、卢维强、陈健民等等，等等，身在官场的我就不多说了，一一例举下去，也列举不完……有句道是：历尽劫波情意在，相逢一笑兄弟情。甚是！我只改几字而已。

 

大概是第一学期或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吧，上级组织了母校师范类院校的统考。那时，学得确实也刻苦，成绩一张榜，我们文史五门主课，我得了三个第一。现在重提，不算不谦虚吧？

领奖在大礼堂进行。何书记兼校长亲自为我们颁奖。听有的老师说，何书记是1938年的老革命，行政级挺高。他颁奖前审名单，一看有个学生三个第一，就问教务处奖品是什么，回答说是英雄钢笔和笔记本，他说，对王一秀同学有的奖品可以换一下，不要三次上台领奖奖品都重复。结果，教务处奉命而行，我第三次上台领到的是精美的讲义夹。

望着台下熟悉的同学们祝贺的目光，听着同学们哗哗的掌声，我真为进入了新时代高兴！伟大的邓小平主席为我们掌舵，青年报效国家终于又凭真才实学、凭本事了！尽管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母校难忘，恩师难忘，同学兄弟难忘！

2005年8月16日于泉城

 

王一秀，男，生于1956年11 月，诸城市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80年毕业于诸城师范78级文史专业，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均为优秀毕业生。1982年调省教育厅工作，1984年至今任山东省教育厅机关刊、机关报山东教育报刊社编审、主编、编辑部主任。所办报刊每期发行量94、6万份，在全国很有影响。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山东会员，山东法制新闻记协理事。长期业余从事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日常从事教育新闻宣传工作.。   

主要著作:《中国教育行政管理大词典》，主编,220万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青春知识词典》，主编,80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获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送你一把金钥匙》，著，20万字,明天出版社，1986年获华东六省一市教育、青少年读物优秀选题奖，1991年获全国第三届读书活动推荐必读书目奖,山东省政府优秀图书奖；《当代中学生心态录》，著，20万字，四川少儿出版社，1995；《太阳花》，著，20万字，四川少儿出版社，1996。

主要论文：《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获华东六省一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山东省委主办理论刊物《发展论坛》刊发；《公众价值审美要求与传媒理性审美取向》，《总编辑个体素质对群体定位的带动和制约》，《青少年报刊编辑方针的定位》，《热点引导的艺术》分别获省部级奖，《编辑学刊》、《新闻出版导刊》刊发。共几十篇，获奖30余次。

著述成果还有：《失去妈妈之后》1983年获团中央报告文学一等奖；《那香香的芫荽疙瘩哟》1984年获中国作协、《文学报》优秀小说奖；《8–1>8》1985年获山东新闻奖；《沂蒙山的故事》、《山里的孩子》1987年获中央电视台暨全国57家省市电视台优秀节目奖；《建国40周年晚会》总撰稿获山东省政府文艺奖；《总理爷爷来我家》、《总书记和少年》、《雏鹰飞进中南海》、《少年徒步访吕梁》、《父母让我退学怎么办》、《英雄少年王金元》、《小星，在磨练中闪烁》、《爱与美的赞歌》等，1989年至1996年分别获华东六省一市一等奖；《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获首届中国少儿新闻奖、编辑奖、伯乐奖；《失学少年》、《朋友,别哭》获第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2001年，获全国首届教育新闻奖。《丁肇中给同学们的一封信》被全国38家新闻单位在头版头条转载，并获山东新闻奖。

1995年，主笔宣传诸城市委、政府重视教育发展的长篇文章《起飞的诸城教育》     

在全国引起轰动，诸城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2004年，率邀中央新闻单位再赴诸城，挖掘发表《诸城市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初现良性互动》，再一次引发人们关注诸城的目光。

热心故乡交办事项，在办学、招生、分配等事关故乡下一代成长的大事上不遗余力，深得乡邻、友朋赞许。

通讯地址:[250011]济南市文化西路南圩门外街11号省教育厅山东教育报刊社

TEI：（0531）82618348（办）（0531）86630532（灵通）13969001628

 

 

 

 

母校60岁了，我毕业离开母校也已经24年了。岁月如梭，当初进入母校读书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郎，如今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多少年来，母校一直是我梦牵魂绕的地方，对我这个远离母校的游子来说，母校就像母亲一样，永远用她的品格激励着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自强不息、不断进取。

我于1979年考入诸城师范文史班，那年我十六岁。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亲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免不了孤独和想家，然而这些不快的心情，很快就消除了。记得入校不久就是仲秋节，母校似乎特别理解我们这些初次离家求学的孩子们的心情，过节那天晚上为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并为我们安排了仲秋赏月会。当一轮圆月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学校操场的草地上，听老师讲述苏东坡《水调歌头》仲秋词的意境。皓月当空，秋虫呢喃，微风送爽，心旷神怡，一代文豪的千古佳作，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一夜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多。

好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校总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记得当时每个学生每月有15元钱的生活费，母校就是用这点钱为我们调剂出了最好的伙食，饭菜花样多而且实惠，在当时诸城县直部门里母校的“大锅饭”是最好的，据说每次集体食堂评比都拿第一。学校还把所有的空闲地方都种上蔬菜和粮食，来补贴学生生活，就这样每月还能从每个学生的生活费中节约出两块钱来，发给学生买书和本子。记忆中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集体食堂了，我就是吃着母校的饭长大了，入校时身高一米六，毕业时一米八零，座位从第一排一直调到最后一排。那个时候，每到吃饭的时间，各个班用一个大铁桶和一个木箱子把饭菜打回去，再分到每个组的搪瓷盆里，教室前的树底下，一字摆开一排用砖块支起来的水泥板饭桌，我们每个组的同学围坐在一起，由值日的同学把菜一勺一勺的分到每个同学的碗里，于是，碗勺的叮当响伴随着欢声笑语充满了校园，每个学生都成了母校这个大家庭里的孩子。

母校的教育在严谨的基础上又不乏开放和创新，重视对个人素质的教育提高。像我们班，在学习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历史、政治、地理、教育学等正课以外，体育、音乐、美术、书法、劳动等课程一应俱全，而且都有严格的“过关”标准。学校常年设有各种课外活动小组，还经常组织体育、歌咏、演讲、美术、书法等比赛。有一年清明节，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学生的踏青活动，我们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常山，在常山顶上，老师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解了密州太守苏东坡在常山狩猎时所赋《江城子·密州出猎》词，我从此便对这首豪放词风的代表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上外国文学课时，焦相钦老师亲自联系，带我们全班同学观看了刚上映的外国名著片《巴黎圣母院》，在他的组织指导下，我们五位同学还成立了一个课外影评活动组。这些让我们受益匪浅的做法，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

在母校两年的学习生活中，留给我印象最深、使我受益最大的，是老师们既教我们学问，又教我们做人，激励我们上进。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把每个学生的成绩用大红纸张榜公布，我当时的成绩列全班第一，班主任刘金星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话，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人生阅历，谈古论今，数英雄，道战败，激励我，鞭策我，使我甚为感动。刘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担当我们的历史和书法课任老师，他总是能把深奥的人生哲理，巧妙的结合到所讲的课程中去，而且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启迪、感染着我们，他还亲自收集一些立志、成才的故事、格言等材料，让我在黑板报上刊登，让全班同学共勉。我记得语文老师崔正维也和我有一次谈心，指出了我身上的不少毛病，让我深受触动，月光下我们师徒促膝长谈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中，我渐渐地懂得了何为做人的根本，什么是事业的基础，并立志成材。1981年我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诸城师范附属小学（现诸城市试验中学初中部）任初二语文教师，其后不断有文字作品发表。1984年县级机构改革时，我被调到诸城县委宣传部报道组任组长，负责全县的新闻报道工作，其间正赶上诸城县“组织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经受了锻炼，文字水平得到提高。

1987年12月，大众日报社准备创刊《齐鲁晚报》，从全省选调了五个报道组长，我作为其中之一进入报社工作。面对新的工作岗位，我深知自己学历低、底子薄，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在那段时间里，我坐公交车、骑自行车，走遍了济南的大街小巷，白天采访一天，晚上加班写稿，第二天稿子见报，因为单身一人在济南，忙得经常连饭都吃不上。这是我的新闻工作经历中最艰苦的一段，也是作品收获最多的阶段，曾经有一个月里，刊发了我16个头版头条的稿件，尽管数量挺多，我依然对写作精益求精，常常为一篇短稿推敲到深夜，力求完美，记得有一篇稿子，发到编辑那里后，只删掉了一个“的”字就见报了。在齐鲁晚报最初的两年里，我靠勤奋和努力创出名气，立住了脚跟。1989年，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喜凯（后来担任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员主任）来大众日报担任社长、党委书记，创刊了报社内部刊物《社讯》，我被选调到报社办公室，负责《社讯》编印兼秘书工作，直到1991年。这时我已经与妻子两地分居四年，我离开诸城时女儿只有五个月大，现在女儿都四岁多了，四年中我跟妻子、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报社领导照顾我的情况，派我到大众日报潍坊记者站从事驻站记者工作，一干就是5年。

 

高金华，1963年生于诸城市孟疃镇魏家庄村，1979年入诸城师范79级文史班学习，1981年毕业后历任初中语文教师，县委宣传部报道组长，齐鲁晚报记者，大众日报记者，大众日报广告处长、总经理，得利斯集团总经理等职务，现为大众报业集团战略研究室正处级研究员。

回忆母校

李森

我的母校——诸城师范，原为滨北中学师范部，位于胶州城（今为胶州市）的最北端，被称为胶州城的“北大楼”，校舍（中学部设在高密，一校两地）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天主教堂，离胶州火车站一里多路。整个建筑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南端是一座二层楼房，是教导处、教师办公室和女生宿舍所在地。东西两侧是平房，西侧是教室和图书馆，东侧是总务处，中间偏南是礼堂和学生餐厅。礼堂和北楼之间的空地是学生的运动场（后来又在学校大门西边开出一块空地作为运动场）。学校恰似北京的四合院，庄严而朴素，集中而严整，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学校开学时共有5个班，约230名学生。按照学校总的级部排列，师范部属于九级，我们是九级3班。当时的九级1班、2班大都是从在职小学教师中保送培训的，其余3个班是通过考试录取的。由于是建国初期，中等学校较少，学生来源范围较广，包括胶州、诸城、高密、安丘、昌邑和青岛等地；而且年龄普遍偏大，多数在十七、八岁以上，有的已是二十多岁了。

1950年末，学校将滨北中学师范部改为“山东省诸城师范学校”，将在高密的中学部改为高密中学。1951年下半年，学校又由胶州迁往诸城，也就是现在的诸城市实验中学高中部所在地。

新校校址原是诸城文庙所在地。1931年，省立十三中学设在这里，经过历次的战争洗劫，学校仅剩一座大成殿和军阀时期建成的“九间房”，其余荡然无存。我们入校时，已在旧十三中的废墟上建起了两排教室、两排办公室和一处会议室。红瓦青砖的新校舍与黄琉璃瓦的大成殿交相辉映，显得分外雄伟、壮观，与当时到处是断垣残壁、破砖碎瓦的诸城城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听老师们讲，建校时建筑材料奇缺，青砖是用谷子从民间换来的，红瓦是从高密县买来的。

建国初期，全国各地人才匮乏，可在诸城师范却是人才济济，既有某些学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又有一批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前辈。这些博学多才的教师为诸城师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校长于瑞亭，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原来是荣成县石岛中学的校长，后调滨北中学任校长，师范与中学分校后，亲自主持师范部。他经常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和革命传统教育，对学生要求很严。教导主任崔景周，精明干练，原则性强，分析问题相当精辟，讲话声情并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班主任兼数学教师张浩，是省政协一届委员会委员，是位老革命家，年近半百，对学生总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他严以律己、艰苦朴素、一身正气的作风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语文教师王辉祖，态度严肃，不苟言笑，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每一篇课文从主题到段落大意，乃至一字一句都讲得清清楚楚，指导学生作文，总是结合现实出作文题，每次作文之后，都是读范文，作小结，对我们作文水平的提高非常有益。给我们讲政治课和教法课的胡铭襄老师，虽然30多岁，但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毕业于山东抗日军政大学，曾策动伪张希贤部的一个旅光荣起义。他讲课口齿清楚，善于发挥，把本来枯燥乏味的政治课讲得挥洒自如，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另外，担任《博物知识》教学的李欣放老师，毕业于西南联大，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他讲过的课学生理解深而且记忆牢。美术教师闫汝英、音乐教师任锡珍、历史教师王春潮等，都有较深的学术造诣，他们的教学各具特色，使学生受益颇多。今天回忆起来，仍深深地怀念这些可敬的师长。

学校迁到诸城后，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学生宿舍。学生们有的住民房，有的就住在大成殿里。我们班住大成殿，没有床铺，甚至连苇席也没有，大殿窗户既小又少，长长的屋檐遮光挡风，殿内阴暗潮湿，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气逼人，住宿条件比较差。晚间上自习，没有汽灯，更没有电灯。每晚由值日生端着瓷灯到总务处添油，蝇头般的灯光下，三、四个人挤在一起复习功课。后来，学校换上了玻璃罩子灯，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先进的了。

条件虽差，学生们却能在老师的指导下，想方设法地学习。宿舍里阴暗潮湿，学生们就从家里带来草帘子铺在地上。冬天天冷，没有取暖设备，学生们就自愿结合，合铺睡觉。没有现成的操场，老师就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教室东面的空地上（过去曾是省立十三中的运动场，当时则异常荒凉，杂草丛生，瓦砾成堆）挥镢抡锨，肩抗手抬，一连干了两个多月，硬是平整出了一个平平整整的大操场，这也就是现在的实验中学体育场。

为了丰富活跃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体育和文娱活动。当时的体育活动有篮球、排球、单杠、双杠、木马、跳高、跳远、短跑等，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项目虽不多，但大家都积极参与，每到课外活动，运动场上都是龙腾虎跃。班与班之间经常组织篮球比赛，气氛相当活跃。在文娱方面，学生中的唱歌、跳舞活动开展得非常普遍，每当吃饭、开会前，大家都要整队唱歌。而且，每当学校集会，班与班之间都会进行唱歌比赛，互相有啦啦队鼓动，像《歌唱祖国》、《志愿军战歌》等歌曲，几乎天天不绝于耳，此起彼伏。据了解，这种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诸城师范学生集会前必需的一项集体活动。另外，在当时，学校还盛行集体舞，学生们差不多都会跳团体舞、交谊舞，课余时间，大家把圈子一圈，手拉着手，口唱舞曲，翩翩起舞，那种气氛，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就是在现在的学校生活中也难以见到。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经费十分紧缺的条件下，学校还是尽最大努力添置了一些文化娱乐设施，购买了军乐器，成立了军乐队；购置了二胡、京胡等弦乐器，培养了许多器乐爱好者；成立了腰鼓队，每到节假日，学校里总是鼓乐齐鸣，载歌载舞。也就从那时起，诸城师范就有了这样一项传统，每个学生最少要学会一种乐器的演奏。只要是诸城师范的毕业生，几个人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小小的乐队。

诸城师范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在加强智育教育的同时，非常重视德育教育和全面素质教育。在母校，我们不仅学到了成就事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学到了受益终生的做人的道理。

自入校的第一天起，学校就利用各种机会，对我们进行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耳濡目染，在幼稚而纯朴的心灵上，建设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成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并时刻激励和鼓舞我们前进。大家都抱定一个信念，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听从祖国召唤，服从组织安排。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范学校是培养教师的摇篮，因此，对学生的尊师重教教育必不可少。校长和老师经常对我们讲：“教师是光荣的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不止一次地讲人民群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对人才的渴求。与此同时，学校还带领大家到农村学校进行教学实习，亲身体验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感与使命感，坚定了当好一名教师的决心。

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活动中，学校不仅积极进行了时事形势教育，还参与了制作慰问袋（慰问志愿军战士），捐献飞机、大炮等的募捐活动，而且还参加了胶州地委统一组织的示威游行。学生们自编自演了有关抗美援朝内容的文娱节目。活动中，大家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从内心感受到中国人民不可侮，任何貌似强大的侵略者，最后都将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1951年底，我在滨北中学师范部完成了两年的师范学习，踏上了人民教师的工作岗位。岁月荏苒，人生易老。几十年过去了，诸城师范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于2001年改建为诸城市实验中学。如今的这座校园已是旧貌换新颜。宽敞的运动场，绿油油的大草坪，设施先进的教学楼、实验楼、艺术楼、体育馆一应俱全，校园美化的如同花园一般，往日的模样早已不复存在。故地重游，眼前的一切，对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作者系诸城市政协原文史委主任）

 

———写在母校六十年校庆之际

王敬娥

2001年7月，当诸城师范撤销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就萦绕心头：一座诞生于战争年代、成长于建设和发展时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社会需要的人才、被誉为“诸师大”的学校，就这样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作为一名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学生，这种失落和惋惜肯定在所难免。

当2005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潍坊市艺体中专、诸城市实验中学，这所在诸城师范基础上改革发展而来的学校，发出了举办60年校庆的通知，心头的失落顿时演化成一种兴奋：母校的名字虽然不存在了，但母校的历史还在延续，校友们仍然有“根”!我想，这种兴奋在60年团聚的时刻肯定会化为喜悦的泪水，感激的彩带。

历史的老人总是铁面无私，不论何时、何地、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1974年9月，十年“文革”进入尾声，邓小平二次复出进行的一系列恢复，让我们这批“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年代”、中断了学业的初、高中生又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带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泥土和“工农兵”学员的标签，我走进了这所已经30岁的学校。

有人说，那时的学校不正规，这只能是历史的罪过。当时母校虽然也不时地响起“批林批孔”的口号，但“教”和“学”始终是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的恢复政策带来的生机，但具体到一个学校，很重要的是那些被赶下讲台的“臭老九”，再度扬起了差不多快要荒废的教鞭，尽管他们心存余悸，但教书育人的秉性却没有改变。重上讲台的热情感染了重进校门的学子，构成了教学相长的喜人景象。我不能忘记，汉语老师王天佑，当时已近耄耋之年，前面的牙已经脱落，干瘦的身体只能发出缺少底气和门牙漏气的声音，但他教授的古汉语，从字面意义到内涵、外延、古今对比，字字入里，精辟生动。同学们感动之余，不得不费力地去听、去记。现在想来，天佑老师已过法定退休年龄，满可以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可他不多拿一分工资，每天踽踽往返于学校和远离学校的家之间，乐此不疲，足见他对教学是何等的痴情!甚至离开讲台后仍热衷于解答热爱汉语的教师和学生的疑难，直至虚弱的身体不堪摩托车的撞击而伤重辞世，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老师刘金星，没有进过正规大学，只有几年私塾底子，但他凭藉过人的记忆和理解，把中国古今历史演绎成了一回一回的故事。虽然他在课堂上很少翻动课本和写好的教案，但情景交融的描述却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就是原本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也不自觉地听他讲课。除了课堂授课外，金星老师还以自己平时对人、对事深刻的观察分析来启发诱导学生明事理，走正道。以至很多校友走上工作岗位甚至比较重要的领导岗位之后，还愿意经常聆听他的教诲。由此我想，人说教师的事业神圣，并不仅仅是溢美之辞，而是有血有肉的哲理。金星老师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威望，连续担任了五届市政协副主席。这一殊荣，无人能及。2001年2月，金星老师因病去世，走完了他无悔的人生。感念于老师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多次想写一篇纪念文章未果，借此母校60年校庆之际，谨以此文追思金星老师的教育之恩，并致以深深的怀念和敬意，以补偿自己未竟的夙愿。

教授语法并担任班主任的潘文杰老师，细致入微地把握学生动向和不厌其烦的思想教育，使74级语文2班始终保持了较好的班风和成绩。教授文学的老师崔政维，他的教龄与我们的学龄同时开始，尽管在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学生特别是女生面前，掩饰不住初到岗位的拘谨和手足无措，但他那厚厚的教案和滔滔不绝的讲课，恨不能把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的真诚溢于言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音乐老师关程稔，焦急于学生对音乐的迟钝，边领唱边用略带尖刻的语气喊着“小镜”、“小镜”以纠正学生的口型和发音，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激活了同学们的艺术细胞。还有美术老师刘直飞、写作老师李毓、政治老师冀同保，学校的领导姜世贤校长，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的主任胡克善、李培成、黄存法老师，无一不在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教书育人，管理校务，为人师表。在母校60年校庆之际，打开沉淀了30多年的记忆，这些可敬可赞的形象真切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教师才是教育的脊梁，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勤奋进取、乐于奉献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才托起了教育辉煌的今天!我的老师们供职于学校30岁之时，在历史的动荡变革中担当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学校不能忘记他们！60年校庆之际，让我们共同把真诚的心香为他们点燃：告慰已经逝去的灵魂安息，因为他们桃李遍地，一生有成；祝福正在安度晚年或仍然在岗位上耕耘的老师们安康，因为他们用心血浇灌的小树正在成长为栋梁。

学校是知识的殿堂，人才的摇篮。1976年7月毕业后，我的同学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挥发着自己的知识，当教师的成了受人尊敬的“园丁”，从事其他工作的成了本行业的骨干。我亦从县级机关到基层、再到机关，风风雨雨走过了30年。这是不平凡的30年，我们经历了历史的大动荡、大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教育，沐浴着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经受着实践的锻炼和考验，我从一名师范学生成长为领导干部。追今抚昔，梳理一下纷繁的人生和走过的历程，感悟最深的一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正确的志向，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奋斗与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种感悟不仅来源于实践，还来源于正规的学校教育。虽然师范二年的学习相对于终身学习的要求实在太短，但却举足轻重。这二年，是我小学、初中教育的升华，把我从形象记忆引向理解记忆，开始以辨证的思维观察分析问题；这二年，是在职教育的基础，知识的更新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才会触类旁通。因此，我感谢老师，更感谢母校：有了母校，才使我们的成长有了根基。

21世纪是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世界竞争的热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诸城师范与时代同步，以自己的“蜡炬成灰”换来了集初、高中教育于一体的诸城实验中学的新生。每当高考后喜庆的鞭炮响起，我们这些师范学子同样发自内心的为之欢呼：祝愿这座学校在具有现代思维的领导班子及老师们的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和骄人的业绩铸造新的辉煌，为诸城的振兴再造一道靓丽的风景。□

（作者系诸城师范74级毕业生，现任诸城市政协副主席）

 

———母校六十年华诞感言

张贵善

我于1964年考入诸城师范，1968年毕业离校，在这里度过了4年的青春光阴。在校期间，亲眼目睹着那些皓首穷经、矍然清瘦的脸庞，亲身感受着那种敬业育人的精神，才真正明白太阳底下何为最无私的奉献，才真正明白那份属于老师的繁琐、清贫与艰辛，也才真正懂得这些精神圣徒们所特有的那种宁静、淡泊、超然和洒脱，才真正理解“师范”的崇高内涵，即“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良好的校园氛围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成为我们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刚入校时，学校的条件比较差，就连老师的生活也十分清苦，但他们有很高的敬业精神，对教学认真负责。不知有多少次老师与我们苦口婆心地谈话，教我们做人，教我们生活，老师的谆谆教导不知解开了我们多少思想疙瘩；不知多少次在课堂上，老师为一道难题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向我们传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科学文化知识，为我们报效国家、报效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不知有多少个漆黑的夜晚，老师到学生宿舍查铺，关心我们的冷暖———每每同学聚会畅谈，大家都无不为我们在人生道路之初就幸运地遇到这样好的师长而庆幸不已。

回想母校同学，真是亲如兄弟姐妹，真诚团结。不论谁有困难，学友们总是不约而同地伸出援助之手，大家伙儿“比、学、赶、帮”，象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感到无比幸福，无比温暖。尊敬的母校，既是培养人的大学校，锻炼人的大课堂，又是我们结识同学、朋友的大平台，在母校的日日夜夜，是我们难得的人生旅程。

光阴荏苒，寒来暑往，转眼离开母校已经快40个年头了。在人生的旅途上，几度艰难，几度跋涉，自己由当年一派书生意气的青年学生，变成了负有一定领导职责的人民公仆。通过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我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教师的职业是崇高而高尚的，做人就要做“老师”那样的人。古往今来，对教师都有双重要求，即“教书育人”。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潜能的开发者，而且也是学生行为的示范者，教师的高尚情操、人格魅力等将对学生起着终身的影响。母校的教益始终成为我做人、做事的“座右铭”。毕业后，我有7年的时间站在三尺讲台上，行使“传道、授业、解惑”的光荣职责，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直到今天，听到过去的学生见面喊一声“老师”，自己都觉得无比的亲切和自豪。母校德艺双修的学风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激励我不断成长进步。离校不足三年，我就光荣成为“文革”开始后恢复地方吸收入党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后来，我服从组织安排，转入党政部门工作，始终恪守着母校“诚信做人、勤恳做事”的训戒，公道正派，坦坦荡荡，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得到了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肯定和信任。个人如斯，母校发展亦然。去年，我们十二级2班的部分同学，聚集在一起，庆贺入学40周年。到学校一看，根本看不到在校时学校的样子，几十年来，母校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处充满着勃勃生机，母校越来越变得璀璨夺目，令人神往。

在这篇短文收笔的时候，我想以启功先生对北京师范大学的题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来表达我对母校的景仰和感念，并对培育我们的母校，教诲我们的师长，以及情深意厚的校友们，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作者系诸城师范64级毕业生，现为安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侯炳永

离开母校———诸城师范已有26个年头了，多年来，我常会想起在母校的那段学习生活：晚上下课后，在宿舍里引吭高歌、高谈阔论的畅快；考试前的深夜，在睡觉和复习间的挣扎徘徊；清晨，让你精神振奋的青春进行曲；课堂上，向你讲述外面的世界让你胸中豪情万丈的老师……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风景”，母校当然也不例外。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名师高徒外，还有那心领神会、附着着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的载体。而诸城师范之对于我，经常萦绕于心的当属那段在我心目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墙了。

记忆中的古城墙位于学校大操场的东侧，黄土夯成。古城墙南北向，长约300米，高近10米，宽7米有余。西面砌青石，中间凿进一块，成一平台，为操场主席台。东边缓坡而下，有一条静静的护城河，如岁月的河水不动声色地流淌着。古城墙何时所建，我未曾考证。捧一抷黄土，抚今怀昔，不禁感慨万千。筑墙的黄土也许取自公冶长曾探身掬水的潍水河畔，也许取自丁耀亢曾恣意放歌的常山之根，也许取自苏轼曾诗意狂放的超然台下……正是她，汇集了古密州四面八方的才蕴灵气，才有了师范这块地灵人杰之地。久居此地的老人曾对我说，古城墙是师范的龙脉，是师范的脊梁，是动不得的。

古城墙上，各种知名、不知名的植物颇多，随着岁月的流失，大多已经印象模糊，但对遍布城墙上下的酸枣树记忆犹深。那时，无论是在护城河边蜿蜒的小路两旁，还是在城墙残垣断壁的夯土坡上，一蓬蓬、一簇簇的酸枣树手拉手、肩并肩，或绵延逶迤，或成群结队，同一片片的农田里茁壮的庄稼，还有沟壑中疯长的蒿草共同构成了古密州城寥廓苍茫、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一到秋天，绿叶丛中就探出一个个晶莹的青的、红的小豆豆，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课余时间我们相约二三，边朗诵“沙场秋点兵”，边采摘酸枣塞满嘴巴，咿咿呀呀间，落日的余晖便撒满了校园、城墙，还有意气风发的我们。酸枣树生命力极强，石头缝里也能扎根发芽，茁壮成长，肥沃丰腴之地难觅其踪，贫瘠高险之处目及皆是。其高洁性情、铮铮骨气，阳春白雪之质，倜傥君子之风，正如传道投业解惑的母校恩师。他们才是母校的龙脉，使师范精神传承绵延至今；他们才是母校的脊梁，躬身撑起彩霞满天。

曾记得化学老师教课真是苦口婆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讲分子运动时说：“一切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与分子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每个分子都占有一定空间，分子在一定空间内不停地运动着”。他一面说着，一面在讲台上眯缝着眼，似乎漫无目的地前后左右晃动。这样的形象教学看似滑稽，其实他是非常庄严地给我们上了一课。他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决不允许有半点懈怠。冀老师是班主任，教政治，但他除了讲授政治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传授给我们以人为镜、以史为镜、以铜为镜的历史真谛。听了他的国内、国际形势课，始知中国如此之大，世界如此之大，宇宙如此之大，而个人却是如此的小，个人只有参与到社会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还有他为我们操劳而生的皱纹与白发，他看同学时那温暖的眼神……每每想起，便会泪光闪烁。

金秋将至，母校校庆将至，请允许我这个校友为母校送上祝福，为正沐浴在母校阳光中的老师和同学送上问候。希望那一天，我能重回母校，再看一眼那梦缠魂绕的古城墙，重拾那了然于胸的情怀，聆听那孜孜不倦的教诲。（作者系诸城师范77级数化班，现任朱解镇党委书记）

于海波

第一次走进诸城师范的大门，看到水泥路两边齐人高的冬青、粗大的法桐和古老的平房，隔断了外面的喧嚣，心就不自觉地静下来———这的确是个读书修身的地方，然而，那时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倒觉得这里过于冷清、古板。只是到了后来，当自己会“找饭”吃了———看书啦、运动啦、拉二胡啦、练字啦，这种感觉才渐渐淡化，内心逐渐充实安稳起来。

师范是朴素的。朴素的环境朴素的思想，朴素的老师和朴素的我们。我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大家穿着上都很朴素，而周围朴素的环境也使我们的朴素持续下去。那时我经常复习的一件功课就是跑到校门口东边的鞋摊去修鞋，男生尤甚———他们打球、踢球鞋穿得更费。所当有外校的学生笑话我们土气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也不会感到不安，仿佛师范生就该是这个样子。记得在师范第一学期我只花了50元，这还包括买一双鞋的花费。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买一把漂亮的折叠伞，那在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直不舍得，后来想得了奖学金再买吧，结果也还是派了别的用场。

在师范，我最爱的地方有两个：宿舍和操场。

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大都藏在宿舍里，把自己的宿舍打扮得花枝招展，把自己的小天地收拾得干净合意，然后就缩在这里看自己感兴趣的杂书。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睡觉前大家的精神会餐，你一句我一句，思维此时格外活跃，七个活跃的思维经常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惹起我们开怀大笑或者扯出更远的话题。别的年级的女生有织毛衣的，而我们除了读小说，偶尔逛逛街，买点必须的东西，很少有别的消遣方式，甚至朴素得连场电影都没去看。相对于其他的学校的女孩，老师和父母真是一百个放心。只是快毕业的时候，有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但是显得很茫然，没有具体的行动———不知如何去表现这种躁动的心情，就只会在宿舍和教室之间翻来复去地走。男生也是同样的默默无闻，不过他们的热情表现在熬夜上，在查夜的老师过去之后，他们一个个偷偷地溜回教室，在教室里听歌、唱歌、练书法、拉二胡，或者什么也不干，就是单纯地熬夜，坐在火炉边，聊天或者沉默。我们班里的煤总是很奇怪地没有了又有了，又没有了又有了，煤池子边的烧柴突然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劈得又细又碎，而且摞得整整齐齐，都是因为他们在晚上烧光了后，再跑去伙房用那里的小平车往回推，把教室后的煤池子里装得满满的。他们还经常不知怎么弄回来一个很大的树桩，劈成碎碎的一堆柴，整整齐齐地摆好。那时的女生都是不关心这些的，只知道教室里的火炉很旺，教室里太暖和，所以经常感冒，至于为什么这么暖和，从没考虑过，偶尔听说事情的原委，感到特别的不可思议，还混着一点感动，就感觉到班里看来老实的有点木的男生还有那么点男子汉顾家的味道。对于他们的熬夜，我们当时是不理解的，有一次出于好奇，半夜醒来跑教室里去看个究竟，果然教室里灯火通明，教室里有一个平常非常内向内向的有点瑟缩的男生正面对墙角放声歌唱，嗓音洪亮，气势恢弘，仿佛变了一个人，我真是惊讶同样一个人怎么会在黑夜和白天有如此大的反差，可能是夜晚的安全感使他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暑假里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劳动，虽然又累又热，却是我们相对比较快乐的时候，因为没有功课，晚上还可以自由支配，又只有我们班（各年级轮流着）。偌大的校园显得格外空旷，也格外自由。我们可以不穿袜子，我每次走到宿舍楼的第一级台阶前就把鞋脱下来了，光脚上楼一直到三楼，就这么简单的小把戏让我感觉到无限的自在逍遥。夏天的校园是最受欢迎的了，枝繁叶茂，鲜花盛开，让你觉出生命的茂盛，好象一切都在滋滋地长着。你不能不心旷神怡，不能不生机勃勃。女孩子们更是快乐，她们变得更美丽，美丽的花裙子和美丽的她们本身。走在校园葱茏的树下，感觉到裙裾的轻盈摇曳和自己脚步的丰富的弹性，自己也意识到这份美丽———生命的美丽、季节的美丽啊。

宿舍前边的琴房，是音乐爱好者们抒情的最好场所，每天都有人弹到很晚，声音高亢嘈杂———这是我最恐惧的地方。我怕唱歌，一唱就跑调，所以怕音乐课，虽然我是那么崇敬我们的音乐老师，我喜欢他却不能因此而喜欢音乐，这种分裂使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我只好尽力把考试的曲子练习好，争取一个说得过去的分数。当然不考试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跨入琴房一步的。只是为了最后的毕业汇报演出朗诵比赛尽量圆满些，就每天去琴房坚持练一段声，效果还挺明显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跨入那里。平时一听见那些呕哑啁哳的声音，我就忍不住加快了路过的脚步。

宿舍院外靠西墙有几株高大的槐树，初夏的傍晚，大雨过后，暮霭中的天空是透明的紫色，在这透明的紫色里飘荡着清新的气味，而最浓郁的就是那槐花的浓香，那种甜蜜伴着雨后的清新直沁入你的心底，真令人陶醉啊。那时已吃过饭的学生们不是在散步就是在打羽毛球，甩来甩去的马尾辫上跳动着当年没觉出来的青春。

学校里的操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操场包括大操场和小操场。小操场里专门是篮球、排球场地另外还树立着各种体育练习器材，都是砖墁铺地，比较精致些，周围有看台，经常有热情的球迷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里看自发的比赛，比赛的热火朝天，看客们也非常投入，这里是我篮球的启蒙处。大操场相对就粗犷一些，煤渣铺就的跑道带着点人工的痕迹，外加一对足球门，其余的都交给大自然了，蔓延的野草和种植的草坪混在一起，铺成厚厚的绿，再缀有成串成片的小花，浅白的、幽蓝的，像极了席慕容句子中的意境，那时最爱的就是她了，经常带一本《七里香》在草地里出神。有一段时间也来了兴致，和同学一起加入跑步者的队伍，并且还自以为很有恒心地坚持了下来，每次跑完了都能感受到那种运动的舒畅。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谈心。青春即使再简单也有数不清的心事，和亲密的同伴在这长长的充满草的清香的跑道上演绎成一圈一圈的脚印———所以看着这个操场，每个师范毕业的人都会浮想联翩，想起那些在心底间无意收藏的往事。

我们的教室是老房子，夏天在里面能感受到幽幽的凉意。暮春的下午，空气中浮动着香气，有两个高年级的男生坐在门口在吹口琴，优美的节奏鲜明的韵律就永远地回荡在我的记忆里了。教室后边是饭橱，晚自习后我们经常在饭橱里找馒头吃。那时候总是饿，经常多打个馒头留着，就着食堂里肉丝炒的咸菜丝（虽然肉丝不多），那个香啊。记得有一个春天我们出去买了一捆小葱，我们班上一个同学竟然沾着酱吃了四个馒头，那大馒头一个可是四两啊。冬天的时候大家爱围着炉子，把馒头泡在海带丝汤里当夜宵，一样吃得热气腾腾。

教室前面是画室，那是我后来渐渐喜欢的地方。实习归来，毕业临近，大家的心境都开始浮躁的时候，我却出奇地平静下来———前途已定，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很想珍惜最后在校的日子。那时我开始喜欢画画了，喜欢变来变去的颜色，喜欢那流畅宛转的线条。我开始用功起来，在寂静无人的画室里，心静极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画里面，真是一种享受。每一次从画室里出来，看着别处的喧嚣，我有一种偷偷的快乐。可惜就在我刚刚有点明白什么是美术的时候我就毕业了。

曾经一直以比较消极的心态去面对师范，总是为没有能上高中考大学而遗憾。每次给在诸城一中的哥哥送东西，都深深地被他们那匆匆忙忙的脚步所吸引，这和我们闲闲散散的步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遗憾就更加遗憾，消沉就更加消沉。就盼望着早一些毕业，早一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可是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们还是忍不住放声痛哭：以后的路就要自己孤单单地走了，回望自以为淡漠的三年，竟然意外地盛满了无数温暖和回忆。这些回忆有的可以说出来有的没法说出来，语言毕竟是有限的，而回忆因为无法重温而更加美好。□（作者系诸城师范学校89级学生，现任教于诸城市龙源学校）

 

 

逄振宇

离别母校，进京求学已近四年，但母校的一草一木、老师的音容笑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仍历历在目。

那时，无忧无虑的我们天真烂漫，活泼好动，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免不了有各种充满童趣的举动，甚至还会跟老师耍点儿小聪明。有时候，我们还拿一些高中课本上的“皮毛”来互相刁难，然后再回家“研究”高中教材，看能否找几个可以难住对方的问题。这些雕虫小技有时还把老师也“瞒”过了，不明就里的老师还以为我们自学了高中课程呢！这时，我们的脸上便写满了诡谲的笑容。

我们尽管调皮，但在学习上却毫不含糊，大家你追我赶，不甘落后。大家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互助的朋友。这种良好的学风，也为我们高中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高考，诸城共有6名同学考入清华、北大，其中就有3名出自我们原实验中学。现在，同学们聚在一起，都会为自己曾是实验中学的一员而自豪：“实验中学，一个令人骄傲的名字！”

更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他们讲课或形象生动，或幽默风趣；或和风细雨，或气势磅礴。他们不仅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还指导我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育我们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初二那年，由于我贪玩，一度出现厌学现象。上课时经常走神，下课后焦躁不安，不交作业者的名单上也常常有我……是班主任和各任课老师及时提醒教育、严格督促检查，才使我及时从低谷中走出。初四下学期，我的物理竞赛成绩进入了省内前十名，取得了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理科实验班招生考试的资格。机遇和挑战摆在了我的面前。但一想到参加考试的都是全国各地的高手，录取率仅为20％，而且接到参考通知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便产生了畏难发愁情绪……这时，班主任、物理老师以及同学们都给了最大的鼓励。物理老师陈家忠把他多年来积累的辅导材料和竞赛指导书送到我手中，并且在带领同学冲刺中考的紧张时刻，牺牲有限的紧张时间，多次对我个别辅导……终于使我树立了必胜的信心，积极复习备考，成了20％的幸运者之一。

很庆幸，我在实验中学度过了四年快乐的时光。她的宽松、和谐，她的智慧、大气……为我们搭建了健康成长的平台，为我们架设了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在这里，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尽情张扬，每个人的才智都能充分发挥！

实验中学，莘莘学子寻梦的乐园!

（作者系实验中学2000届初中毕业生，现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谭鹏

我是1991年考入诸城市实验中学的，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初中学业，度过的四年丰富多彩的时光。

初中阶段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阶段。不仅仅在于它要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在人的塑造过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九年义务教育主要肩负着养成教育的重要职责。它要教会我们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要训练我们具备必需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它要教会我们具有长远的人生理想，要塑造我们具备一定的人文修养，要培育我们具备合格的道德素质。

很幸运的是，在这种关键阶段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如赵志友、张金明、陈明、王明礼、雷桂忠、陈家忠、王秀娟、吴卫东等等。他们不仅帮助我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在这里我无法将这些老师一一列举，但请允许我向我的所有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要向辛勤培养我的母校表达我无限的感激之情，并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我进实验中学的时候赶上学校建设，我们这个年级在四个学年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上课，先后“转战”了老校园的平房、当时的师范学校、九中以及建成的新教学楼。条件是有限的，但当时的师生一起克服困难，倒也其乐融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当时背诵了大量中文和英文课文，进行了有效的数理化的练习，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想我后来能在高考中获得标准分900分，与初中时形成的习惯和打下的底子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当时依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先学做人，再学做事。直到现在，我仍然能体会到它们对我的人格养成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谭鹏，男，1991年考入诸城市实验中学，现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中学时曾任校学生会主席，曾获山东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初中）、山东省三好学生、全国化学竞赛山东赛区一等奖、全国物理竞赛山东赛区一等奖、诸城市拱辰奖学金一等奖。大学期间曾担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生科协主席，并获清华大学优秀新生奖学金、清华大学社会工作奖学金、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铜奖个人、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干部。2002年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宽带网数字媒体实验室攻读硕士学位，同时担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团委常务副书记、自动化系2000级本科生辅导员、自动化系党建辅导员。

 

单铭

实中的四年是我人生中的关键四年，很多东西在这四年发生了转变。首先，在学习上，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清楚的记得我入校的时候是全校第91名，毕业的时候是实验中学第一名。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母校老师的指导和学校大环境的熏陶。记得那时实验中学举办课外兴趣小组，自己对英语很感兴趣，就一直坚持参加英语组。兴趣＋培养＝成绩取得。我在初四的全国英语能力竞赛中就取得了潍坊第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学好英语的自信心，这对后来我在一中取得高中组英语竞赛潍坊第一奠定了基础。良好的环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的老师。初中的老师对我帮助莫大：语文老师王秀给予我们充分的信任，放手让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物理老师庄杰风趣幽默，给课堂以活力；数学老师王茂新治学严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化学老师林铭前独特的教学风格，把我们带进了化学王国；英语老师冯秀美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借此机会，也向实验中学所有对我有过帮助的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另一方面，实验中学是我成人的开始。在实验中学的几年，我渐渐成熟了。说来惭愧，我当年曾是我们级部第一个在开学第一天就因为违纪被“请”进班主任办公室的同学。开始的时候，上课小打小闹，下课和同学闹闹矛盾，放学捅捅漏子那都是经常的事。这期间还是班主任王秀老师无数次不厌其烦地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我一点一点地变得成熟，变得为自己负责，用同学的话说，“开始长大了”。后来成了一名班干部，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得益于实验中学的培养。曾经有人问我：“考上北大最感谢谁？”我回答：最感谢我的母校、母校的老师和我的父母－－这其中就有曾经奋斗四年的实验中学！

作者简介：单铭，女，现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曾于1994－1998年就读于诸城市实验中学。以年级第91名升入实验中学初一，后以实验中学第一的成绩考入诸城一中。2001年高考以诸城第二名的考入北京大学。在中学就读期间曾获1997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特等奖、山东省赛区总决赛最佳口语奖，2000年全国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2000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特等奖和山东省赛区总决赛最佳口语奖，在北京大学曾儿香港“董氏东方”奖学金、美国ESEC奖学金、中国石油奖学金等。

 

刘文玲

 

不知不觉间，我中学毕业已有近五年的时间了，但四年初中生活的许多点点滴滴让我记忆犹新。我清楚的记得，冬季的早晨，天空尚是灰蒙蒙的，教室里却已是灯光明亮，响起了琅　琅的读书声；记得每次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出惟妙惟肖的中国地图时，同学们的惊奇与赞叹；记得第一次上化学课，看老师作演示实验时的兴奋；记得合唱比赛中，我们班取得年级第一时的自豪。在实验中学，我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四年。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他们讲课育人的风格不尽相同，青年教师认真热情，中年教师谆谆善诱，有的老师风趣，有的老师严厉，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真负责。老师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们以后的学习做好了准备。实验中学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和良好的学风，课余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在一起热烈讨论交流，共同进步。实验中学的素质教育也是非常出色的。艺术节和体育节是实验中学特有的节日，也是每个实中学生都难以忘怀的节日。每到艺术节，爱好文艺的同学便会早早地排演节目，参加学校的演出和评比；心灵手巧的女同学也一起动手，叠出色彩各异的纸锥，星星，花朵，男同学们则把它们挂到教室的各个角落，装扮我们的教室。有一个为了评上优秀展室，同学们忙到很晚才回家。我们还从家里搬来鲜花，装扮节日中的学校。各具特色的文体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锻炼了我们的能力，也使我们的集体更加团结。

初中毕业后，在学校举办的一次回到母校的活动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教室中已安装了闭路电视；又听说除艺术节，体育节之外，学校还新举办了电脑节、读书节等新节日。我们在欣喜之余不免有些羡慕，母校实中在不断完善硬件设施，各种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现在的实中学生一定会受到更为全面优良的教育。

 

作者简介：刘文玲，女，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学系。1995－1999年就读于诸城市实验中学。读初中期间，曾获山东省数学竞赛三等奖、山东省中学生物学知识竞赛初中组二等奖、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山东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