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海（1924.03～1947.05）：男，一九二四年古历三月初六日出生在诸城东关一个中农家庭里。一九四六年，他被当地政府送到滨北中学师范部二年级学习。四六年秋，全县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参军热潮，李希海同志曾三次写申请书迫切要求参军，但因工作需要未能获准，被留在学校作图书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李希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为支援解放战争，滨北中学按照专署指示，参加支前工作，承担了滨北支前司令部（专署）民站的全部工作。组织上让李希海担任诸城县百尺河区民站站长，同年三月又被调到高密县双羊店担任民站指导员。在他负责民站工作期间，敌我斗争错综复杂，工作环境十分艰苦，他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地执行党的指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就在这时，他父亲李泮文要他回家结婚，为了工作，他坚决拒绝了。他对父亲说：“当前斗争这么激烈，哪还有时间结婚，以后再说吧。”事隔两天，即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李希海同志接到通知，到高密柴沟村（当时县政府所在地）接受任务，当他走到离双羊店八里的元庄村时，被当地的“地方”勾结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匪徒们对他酷刑拷打，并用开水泼遍他的全身，但李希海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十八日，年仅二十三岁的李希海同志，在高密城南残遭杀害，英勇就义。他以自己的壮举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实现了他的入党誓言：“要为真理奋斗终生，为了维护真理，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李希海同志为了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崇高精神在诸城师范永放光芒！

 

牛毅：女，系高密县第八区前屯村（现为安丘市景芝镇人）。她在家时是一个一般农村姑娘，曾裹过脚。解放前上过冬学，跟着小学老师王克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学习，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她的姐姐刘新，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参加了革命，对她的影响很大，她迫切地要求参加革命。当时家乡还没有解放，她就在家里秘密地组织妇女学习，宣传抗日的道理。

一九四六年麦收前，家乡解放了。是年六月，由她姐姐介绍进入滨北中学前师部二年级学习。她学习非常积极，迫切要求进步，各项工作都跑在前头。在党的教育下，她很快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学习三个月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古历十月被分配到城东龙王庙子村去办冬学，开展学习运动，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土改，打恶霸、斗地主，后又领导群众组织变工组开展大生产运动。她工作大胆泼辣，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群众非常拥护她，把她也当成自己的亲人，凡事都想听听她的意见，甚至两口子吵架也去找她评理。牛毅对群众的事情，不管大小，都尽力去办，不怕吃苦，任劳任怨，从不敷衍塞责，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匪军开始向胶东解放区进攻，牛毅同志积极参加备战工作，她同村干部一起，组织民兵站岗放哨，肃匪防特。古历七月，国民党匪军由高密沿公路向诸城进犯，为了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把她留在龙王庙子村，继续领导群众备战，坚持斗争。有一天，吃早饭时，国民党匪军从村东北角开来进行突然袭击，她得到消息后，马上组织、指导群众转移，但敌人已将村庄包围，出路阻断，在危急的情况下，牛毅表现的十分勇敢沉着，迅速地把群众安排好，然后到一个群众家里隐蔽起来。敌人进村后，象疯狗一样，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与抢掠，找八路、抓干部，气焰嚣张。由于反革命分子的告密，牛毅同志不幸被捕。敌人把她带到城里，百般拷打，但她坚贞不屈，一口咬定“我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没有从她口里得到一点情况，最后，将她杀害。她光荣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牛毅同志这种英勇不屈，献身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激励着人们更加积极地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为了表彰牛毅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对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共滨北地委追认她为模范共产党员。

于瑞亭（1931.03～1981.12）：男，系山东省海洋县辛安公社后黄塘村人。八岁，他开始在本村读书；一九三七年（24岁）七月毕业于济南师范；一九四一年五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在海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海阳发城小学、胶东建国学校、海阳中学、海阳师范、海阳县学、石岛中学、滨北中学、诸城师范等学校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历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一九五七年，党组织派他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一九五八年八月学习结束后，任昌潍专署文教局副局长，一九六O年九月，任昌潍坊师专副校长、党委委员。

于瑞亭同志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治学严谨，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注重发挥他们的作用；他重视教育科学，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他还注重校容、校风、校纪建设，工作成绩显著，是诸城师范学校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于瑞亭同志，生活简朴，为人师表。经过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磨炼和党的培养，使他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从不计较工作条件的优劣和生活待遇的高低，无论调到哪里，都愉快地服从工作分配。在日常生活中，他从不搞特殊，无论在哪个学校作领导工作，都以身作则、带头实干，个人的事情总是亲自动手，从不要学校教职工帮忙。建国初期，他子女较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但他一不向国家伸手，二不要学校照顾，全家节衣缩食，自己解决困难。他一身制服，洗了补，补了洗，褪净了颜色，补满了补丁，还是穿在身上。他以校为家，珍惜国家的一草一木，对于学校的财产，哪怕一个大头针、一只曲别针掉到地上，他总是捡起放在盒里，冬季烤火，投下的煤渣，拣了再拣，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对师生进行言传身教，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艰苦朴素、厉行节约在全校蔚然成风。

于瑞亭同志，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亲自动手制订政治教育工作计划，认真组织落实。为了加强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每届新生入校，他都亲自向学生讲校史，讲学校的优良传统。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定期召开专业思想教育的专题校会，主题班会，并且经常请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毕业生返校作报告，让学生了解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学习老校友的优秀品质。他对教学工作要求严格，经常检查教导处、各教研组的教学计划和执行情况，亲自召开学生座谈会，深入课堂听课，并及时听取师生的教学建议，不断改进教学工作。他教育学生在学好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要重视体育、美术、音乐等知识的学习，要求每个师范生除学会脚踏风琴外，必须再学会一种乐器。他注意培养学生做实际工作的能力，规定实习时每个学生都要实习班主任工作。他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经常到学生的宿舍、食堂，了解学生生活情况，从住宿、伙食到学习上的困难，他都尽量帮助解决，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安心学习。

于瑞亭同志对党忠诚，自觉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从未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十年动乱期间，他多次被审查、被关押，遭受拷打逼问，但他坚信党的政策，坚信事实总会澄清的。他的子女每次去探“监”时，他总是说：“告诉妈妈，让她放心，党的政策迟早要落实的。”打倒“四人帮”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党组织为他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瑞亭同志患脑瘤，住院医治无效，于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他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多年，不管是战火纷纷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和平年代，都始终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竭尽忠诚，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

 

阎汝瑛（1919.03～1974.09）：男，系山东省荣成县沽泊阎家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他幼年在家乡读书，一九三五年考入山东省立文登简易师范，两年肆业。

阎汝瑛同志，在家乡解放不久，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参加了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从此，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奋斗了一生。

抗战时期，他曾在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任科员，后在荣成初中、荣成师范、石岛中学任教员。一九四八年，山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以后，他被调到胶东区滨北中学任教，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执教期间，由于他思想进步，责任心强，教学认真，关心学生，多才多艺（擅长音、美、书法），在师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一九五O年，滨北中学前师部改为诸城师范，他被提升为副教导主任，一九五二年任教导主任、副校长，一九五八年兼任党支部书记，一九五九年提升为校长，仍兼任党支部书记。一九五九年冬，在“反右倾”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于一九六O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下放劳动。一九六一年，诸城县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被任命为诸城县第九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九六二年，调回诸城师范，继续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十年动乱期间，他多次被揪斗。一九七O年，诸城师范恢复了党组织，他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七四年秋调平度师范任校长，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阎汝瑛同志在诸城师范工作二十余年中，治学严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团结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为发展诸城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阎汝瑛同志工作认真细致，兢兢业业，有忘我精神，他经常深入教研组和班级，听取师生意见，全面了解情况，不断改进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顺利地贯彻执行，对教师或学生的缺点错误，他从不粗暴批评，而是耐心教育，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他工作二十多年来勤勤恳恳、废寝忘食、刻苦认真、严以律己，很少过问家务，他的爱人两次生孩子，他一次也没有顾得上去医院探望过。

阎汝瑛同志，作风正派，生活简朴，以身作则，不搞特殊。一九五六年前，因学校职工住房较紧张，他在校外自费赁了一处民房让家属住，而自己一直睡在办公室里。后来，学校为照顾他工作与生活方便，给他在校内安排了三间小草房，但他住了不到两年，又主动让给本校一个生孩子的女教师，自己仍到校外住，直到有的教师调走，他才又搬回学校的两间小屋里。他为人耿直，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从不吃请，时常将学校的公客领回自己宿舍，自费招待。对供应的短缺物资，他总是先让给别人。当时，计划经济买自行车需预先排号，有几次应该轮到他买车子，但他总是主动让给需要的老师，而他外出开会、办事都是步行，时间长了，不少人认为他不会骑车。

阎汝瑛同志，关心别人，团结同志。他长期和教职工生活在一起，注意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全校近百名教师，谁的生活有困难，谁的家庭有矛盾，他都了如指掌，及时帮助解决。在极左思潮盛行时，他不顾当时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冒着种种风险，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师排忧解难。为这，他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被视为“右派”，有时甚至为此丢职降薪。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刚刚复职，就对学校里的几个教师的处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他的努力下，这些长期被剥夺政治权力的教师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并特别注意团结与自己有隔阂的同志。“文革”期间，有的教师受反动思潮的影响，曾对他进行过冲击，有的甚至对他本人围攻殴打，对家属进行辱骂，但当他重新工作后，不仅不计较前怨，而且立即找这些教师谈心，消除他们的顾虑，并教育自己的家属，要主动脉与这些同志接触，搞好关系。他常说：“团结对自己友好、亲近的同志，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团结反对过自己的同志，是不易的，但都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在他的影响下，“文革”后，诸城师范的派性很快消除。

阎汝瑛同志，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忘我工作，使他患上多种疾病。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揪斗、被关押，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一九七O年，师范恢复党组织，他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不顾疾病的折磨，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维修校舍和教学设施，组织社会调查，制定教育方案，为恢复教学的正常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九七四年九月，他调任平度师范校长后，病情迅速恶化。住院期间，他仍关心着国家的大事和学校的工作，教育家属子女跟党走不娈心，就是在生命垂危时，他一再嘱咐他的爱人和孩子，要坚信党，相信组织，积极工作，不走歪门邪道。临终前，他用尽全力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伟大的党永别了……”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和同志们都感动的泣不成声。

阎汝瑛同志那认真负责、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宽阔胸怀，为人民教育事业所做的积极贡献，将永远铭刻在诸城师范广大师生的心中，阎汝瑛同志将永远是诸城师范的楷模。

王照华（1921～），曾用名王廷向。山东肥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后，历任诸城滨北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青年部干事，中共沂水县委青年部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青年干部学校科长，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共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研究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主任，中国老年基金会会长，中国老年报社社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五、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访全国老龄委原主任王照华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又从容

夕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

有这样一个人，青年时为青年工作，老年时为老年人奔走，耄耋之年又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贡献余热。他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幸运，而且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他就是中组部原副部长，全国老龄委原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王照华。

春末的一天下午，在中组部办公大楼宽敞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这位中国老龄事业的开拓者。老人背后的书架上，中外书籍琳琅满目。面前的写字台上，摆放着笔、砚和书刊。在办公室的北墙上，悬挂着友人题赠的书法条幅——“青年时为青年事业呕心沥血，老年时为老年事业再展宏图”，它涵盖了王照华革命的一生。

王照华，肥城市安庄镇洼里村人。“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也激起了青年王照华的一腔热血。1938年农历正月初二，年仅17岁的王照华告别白发老母，为了天下千万个母亲，毅然投笔从戎。从此，泰山脚下，汶河岸边，都留下了王照华战斗的足迹。

后来，王照华在山东军政干校深造时，当时的苏鲁豫皖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到学校视察工作，一眼就看中了生机勃勃的王照华。王老用浓浓乡音谈起当时的情景，仿佛又回到了昨天。

“我干青年工作，就是郭洪涛老家伙一句话。我到山东军政学校受训，郭洪涛去了。他说，这个青年留下来搞青年工作。他看着我比较精干。”

 

从此，王照华这位在战争年代用革命乳汁哺育起来的青年做起了青年工作，后来担任了北京团市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团中央著名的“三胡二王”中，就有王照华。

“文化大革命打倒团中央，改造团中央书记处，核心人物是‘三胡二王'。‘三胡'是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二王'是王伟和我。”

王照华倡导青年人苦干加巧干，从工人中培养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在首都的建筑业中，他积极支持举起的“青年突击队”的大旗，为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冲锋陷阵，使“青年突击队”成为北京城建系统的“黄埔军校”。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人在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当时，我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在彭真、刘仁的领导下工作，胡耀邦也支持我们。毛主席说，青年人是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青年突击队发挥了带头作用。张百发是钢筋工人，李瑞环是搞木工的，倪志福是搞钻头的，当时都是工人。他们在克服困难和矛盾中，总结了很多东西，总结了就变成了自己的，在体会中得到了提高。”

 张百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就是王照华介绍的。那是1958年，当时张百发是青年突击队长，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已是团中央书记的王照华将他介绍给小平同志说：“这个小伙子叫张百发，他是多面手。”张百发说：“我们有个口号：身为钢筋工，各行都精通，学成多面手，干活不窝工。”邓小平听了，高兴地鼓励道：“好，六亿人民的方向。”

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中华英才》画报社在钓鱼台国宾馆组织了一次部长、省长联谊会，共和国的栋梁和各方“诸侯”亲切地围绕着王照华，有的仍叫他“王书记”，还有的自报家门“我曾经是您的部下呀”。王照华眯着眼睛，忆起他们年轻时的音容笑貌，朗朗笑声惊起了迎春花丛中的小鸟。在砸碎旧世界的战火中和砌筑共和国大厦的青年工作岁月里，王照华培养的干部多如星辰。

王照华，原名王廷向，字朝华，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叫着顺口，将朝华改为照华。为这名字，还曾引出了毛主席的一段佳话。

你到他那里，不得紧张吗？他是伟人啊！毛主席爱开玩笑，他就把你的拘谨放松了。他总是和你聊两句，问你是哪里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常常拿名字作文章。你叫王照华啊，你光照耀中华不行，你应当照到世界去。”

王照华不但“光”照了中华，而且在支持反帝反殖（殖民主义）的国际活动中也把“光”照到了世界。
　　 老龄事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当王照华代表中国来到瑞典、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特别是他登上第47届联合国讲坛，报告中华神州一亿多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老龄事业也开创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之路时，与会者报以春雷般的掌声。

掌声和鲜花的背后，往往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荆棘之路，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就是如此。

1986年10月，65岁的王照华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出任全国老龄委主任。然而，面前的工作现状使他忧心忡忡。

“我刚当老龄委主任时，老同志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报国无门。退休了继续报效祖国，没门路了，因为从原来的岗位退了，新的岗位又没有。第二个是师出无名。出去打什么名义呀，都是原什么什么……给年轻人说话，像摆老资格。”

在倾听老同志呼声的同时，王照华废寝忘食地“钻进”老龄化的研究与分析中。他了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口由成年型过渡到老年型，一般经历50—80年的时间。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医疗条件改善、计划生育等原因，只用了18年。而且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1%，占亚洲老年人的50%以上。老同志的呼吁和中国老年人的现状，使王照华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为找到打开难关的金钥匙，王照华进工厂，下农村，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听取各地的汇报和经验。当他听到太原钢铁公司退休工人李双良，鉴于钢渣堆积成两平方公里的一座山，就带领其他退休工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搬走了钢渣山，建成了钢厂花园，不仅为国家创收2亿元，还受到联合国环境保护署的“100佳”嘉奖时，便找到了他。

“老同志不是财富吗？我请教了李双良。什么叫财富？他说，你用就是财富，不用就是包袱。国家要用，老同志还想叫你用。”

正当王照华雄心勃勃地为全国老龄事业殚精竭虑时，由于操劳过度，病魔伺机袭来。1988年12月31日上午，经北京医院诊断，他患上了癌症。然而，病魔并没有打倒这位坚强而又富有责任心的老人。翌年1月10日成功地做完了贲门癌切除手术后，他依然为中国的老龄事业不辞辛劳。为了解决老龄委的经费和编制问题，他拖着病躯呼吁奔走着。

“我动手术正在医院里化疗，穿着棉衣就去找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王丙乾，解决了，每年60万，几十个编制。老龄工作这段时间可费劲了。我在病床上，老龄委副主任围着一圈开会。当初有人不承认你，便到处去游说。老同志健康长寿，光是颐养天年吗？这些人可不是过去的老农民，也不是地主员外郎。他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应该发挥他们的才能。老同志有四大优势：一是政治优势。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二是经验和知识优势。哪个老人没经验，哪个专家学者没经验？越老知识越丰富；三是德高望重。他们都是有影响的，老政委、老教授啦，地方领导啦，还有的是农村里、工厂里的老把式、老师傅；四是时空优势。自己能掌握时间、空间，能独立自主，不要组织安排，没有担子压着。”

王照华凭着顽强的毅力和重于泰山的责任感辛勤工作着，使全国的省、地、县、乡、村都建立起了老龄委或相应机构，中国的老龄事业终于朝着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迈进。

1989年10月，王照华抱病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了全国的老龄工作，江总书记对老龄工作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您担子很重，要保重身体。”

1990年，王照华主动请缨，担任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从“夕阳”又管到了“朝阳”。

“当时是我发起的，不是谁请我来的。关心下一代就是保住我们的江山不变色。青年人首先要有理想，要懂得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工作。要在学习实践中，培养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牺牲一部分享受来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原定半小时的采访，王照华老人却整整谈了90多分钟，但老人依然谈兴正浓。

“不行，不到80岁不能叫王老，要叫老王，现在我80多岁了，可以叫王老了，哈哈……80岁以上不排除你干点事，我想下，人家不让下……”

告别老人，已是黄昏时分，夕阳为首都北京披上了一抹美丽的色彩。路旁的公园里，老人们正在悠然自得地锻炼身体，清风中传来优美轻松的音乐声——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多少种情爱

都化作夕阳红

……

王东年(1915～1971)：又名王钁，字润清，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人。他自幼天资聪颖，读过私塾，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诸城省立第十三中学。1934年，他考入济南杆石桥高级中学，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回乡养病，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义愤填膺，在青年中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动员他们奋起抗日。他同本村王乃征、王遇民、王家馨等爱国青年一起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研讨国家大事。同年10月，由王乃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杏村党支部成立，王东年任组织委员。12月，张步云部特务连长莫正民，不愿随张投敌卖国，回到家乡，在北杏村拉起30多人的队伍抗战。为组织武装力量抗日，中共北杏支部请示了临时县委，决定与莫正民合作，建立抗日武装。他们在莫正民部建立政训处，王东年任处长，整顿部队纪律，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不久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成立了3个大队。各大队、各连都派去政工干部，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由于部队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名声显赫，因而许多地方武装纷纷前往投靠，部队在短短两个月内即发展到5000多人，始终坚持抗日，为民的政治方向。后来，由于没有及时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支队伍于1938年误投国民党高树勋部，先编为独立支队，后改编为独立旅，莫正民为旅长。王东年任团政治部主任。同年随高树勋部开赴冀鲁边区洛陵一带。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高树勋对中共的活动加以限制、排挤和打击，令莫正民部所有共产党员集中受训，强迫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王东年被迫从莫正民部撤出，回到鲁中南，与五地委联系，在莒北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3月任莒南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同年底任莒南县县长，1943年7月调任莒北县县长。在艰苦的年代，领导全县人民开辟新区，建立诸莒边支队，同敌人开展顽强的斗争。1943年秋，他协助渤海区敌工科长谷凤鸣作莫正民反正的工作。1944年11月，终于使莫正民率部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滨海区警备旅，莫正民任旅长，王东年任政治部主任。1945年4月调任滨北专署专员。1949年2月任南下工作大队队长，9月任江苏省苏州市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主任、处长。1955年任外贸部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局长。1958年任国家科委国际技术合作局局长。1964年4月任全国科技协会书记处书记。1971年在北京病故。